徐林：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减速的困境

5月20日，第七期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圆满举办(点击蓝字阅读)。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徐林老师(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党委书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原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为大家带来了一场主题为《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减速的困境》的精彩分享。

徐林老师深入剖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减速压力，以及如何通过全方位创新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他还探讨了创新增长的主赛道，以及城市化和房地产未来前景等问题。

本文根据徐林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解整理而成，并已经过徐林老师的审阅和定稿。

感谢张维迎教授的热情介绍。

其实我过去一直想成为张老师的博士。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教授，而我则在国家计委规划司担任处长。我特意找到当时的副司长刘鹤，请求他与张维迎老师商谈，希望能去“混”读博士。刘鹤副司长认真地告诉我，他们要求严格，除了入学考试外，上课都必须参加，所有考试都不能请假。我当时问领导是否有时间，但领导的提问让我打消了读博士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感到很遗憾，因为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张维迎老师邀请我来为辛庄课堂的学员做汇报交流。当时他让我想一个主题，我后来想了想，准备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估计会让很多人产生疑问：这个人在哪里，他有什么胆量敢讲这么大的题目，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他甚至当上中国总理都没问题！没办法，我们发改委出来的人就是胆子大，不怕话题大。

我的职业生涯中，有29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度过，主要在发展规划司工作，参与国家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这个部门在外人看来权力很大，神秘莫测，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对我们也有些抱怨。但实际上，这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广泛，涉及许多领域，需要制定许多政策。 对于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每天的想法和行动都很重要，需要考虑各种情况和可能性。虽然外界并不清楚我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但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作中的思考和方法。 我曾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六年，主要负责财政金融司的司长职位。除此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规划司工作，负责中国五年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我们每次制定五年规划时都会进行战略性研究，所以今天我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过去在发改委工作中的思考方式的展现。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是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1989年8月，我从南开研究生毕业后加入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人事司正在为新录用公务员进行岗前培训。我记得老处长给我们做介绍时说：当你在国家计委处理任何问题时，不要把自己当成科员，而应将自己视为总理，为总理处理这个问题。随着在发改委工作时间的增长，我逐渐深刻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作为国家计委的人，我们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能只站在部门或司、处的位置上考虑。这句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教诲，让我意识到作为国家计委的一员，我们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能只站在部门或司、处的位置上考虑。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敢于思考如此宏大的话题。

一、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压力。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减速状态，这种减速并非周期性。我们的经济增长总是会面临周期性波动，在高涨和通胀时期，也有减速的低谷阶段，甚至会出现通缩。但这与结构性减速是不同的。结构性减速具有趋势性，改变这种趋势的难度极大，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是结构性的。导致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压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最明显的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接近15%，而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19%，预计不久后将达到20%。

快速的老龄化程度会引发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目前，中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都在减少，而劳动力年龄人口则指15岁至60岁之间的年龄段。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减少约300万人。自去年起，中国总人口也已经开始出现净减少，国家的人口抚养比也因此迅速上升，导致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首先会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我曾经看过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平均每年上涨了12%。这使得我们的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了优势。因此，在过去十年里，我国许多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大约10年。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总体储蓄率正在呈现下降趋势。曾经，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50%，在世界上属于非常高的水平。然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43%，预计未来仍将持续下降。尽管如此，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率仍然较高。

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供给的条件，实际上都在弱化甚至恶化。

当要素条件不利时，如果要素配置效率能够不断提高，那么它可能会抵消不利变化的影响，从而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太大负面影响。然而，根据相关文献研究和我们的计算，我国在过去十年中要素配置效率持续下降，劳动力生产增速也在下降。在研究“十三五”规划时，我们计算过全要素生产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结果显示它们都在下降。因此，如果你的要素供给条件恶化，那么要素配置效率增速也会下降。使用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估算，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下降，无需高深的经济学知识也能理解。

3保持冷静。

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导致的。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这已经导致整个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与西方国家经济脱钩断链的趋势开始显现。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这种紧张已经导致整个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与西方国家经济脱钩断链的趋势开始显现。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来说不仅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先进技术和装备的主要来源，发展下去的负面影响是令人担忧的。即便在目前情况下来看，我们从美国一年得到的货物贸易顺差还是在3000多亿美元左右的水平。

我记得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浙江企业家鲁冠球在总理听取社会各界对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时，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表示，我们不能与美国关系搞坏，因为中国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如果关系搞坏，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会非常大。鲁冠球老爷子的话非常有远见，因为他对中国产业技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中美关系如今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正在不断削弱中美之间本来就不多的相互信任。这导致美国国内涉及中国议题的政治偏激，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产业链、科技链去中国化趋势。这种变化虽然会激励中国强化自主自立的努力，但对中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基于WTO规则的国际贸易秩序也在恶化。我们所依赖的自由贸易体系，在未来也可能会被边缘化，被新的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所取代。 希望我的修改能够帮到你。

如果大家关注最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美国智库的发言，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在批判美国过去的华盛顿共识，并提出了新的思路。按照他的思路，美国要构建自己的产业体系，更加安全的产业链，推动制造业回流，摆脱对金融业的过度依赖，保持美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特别是科技优势。他还提出实施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贸易政策等等。如果美国人能真正走向这些方向，那么他们就不能再推行过去的自由贸易体制。这也是自G20德国峰会以来，美国开始积极倡导公平贸易而不是简单的自由贸易的主要原因。

美国正在一些国家实施去中国化的脱钩断链趋势，相关国家的响应情况以及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最终可能演变成什么样的国际格局，都需要我们时间来观察。然而，一旦这种变化成型，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过去支撑我们强劲增长的外部需求可能非常不利。

我国已提出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表，并在过去几年中进一步加强了环保约束。这种新的环境压力也给中国一些排放或能源消耗较大的传统产业带来了巨大的转型压力，使一些中小企业甚至被政府要求关闭。对于钢铁、水泥、建材、有色冶炼、化工类企业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增加成本进行新的技术改造以达到减排要求。我曾参加过联合国工发组织日本办公室牵头举办的全球工业碳减排讨论会，当时德国工业协会代表发言时直接表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对我们所有工业来说就是能不能接受成本的增加。”对于中国很多工业企业来说，能否承受转型导致的成本增加也是一个问题。

对于一些行业和企业来说，如果转型成本增加，它们可能失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欧盟已经明确提出实施碳边境税，立法程序已经完成并即将实施。最终，这将增加企业的成本。如果企业产品碳足迹含量较高，在出口到欧盟时就要面临较高的碳边境税。

双碳目标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挑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机会。例如，在能源行业，如果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我们必须用清洁能源替代原有的化石能源。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压力和要求，会带来许多创新机会和投资机会。这是一个持续、宽阔、深厚的投资赛道。中美绿色基金主要从事该领域投资，因此我非常关注在这个领域的创新机会和各种创新产品的技术，包括材料技术、电子电力技术、生产和服务，以及绿色低碳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有人计算过，如果真正实现2060年净零排放，需要投资近500万亿人民币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投资规模无疑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支撑。今后，应对外部需求减弱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事实上，中国已经在该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认为未来十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4%-5%之间。这比我们当年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我们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测算的潜在增长率约为6%，而我们“十三五”规划明确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6.5%，略高于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果十三五年均增长率达不到6.5%，就无法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目标。当时我们面临着倒逼压力，但实际上我们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年均6.5%增长是困难的。最终，“十三五”结束时，年均经济增长率比6.5%稍差，因为2020年出现了新冠疫情，疫情防控导致经济活动受阻，使得当年经济增速有所下滑。这属于外生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这种结构性的减速压力给国家规划和政策制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就会发现，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并未提出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在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工作期间，参与了从“八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等多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其中，“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由年度计划确定，这颠覆了过去五年规划为年度计划提供编制依据和指导的规划逻辑。我个人猜测，这一变化反映了规划制定者在面临诸多不确定环境时，感觉明确提出一个五年年均增长目标非常困难，还担心实现后有很大差距，因此选择了不提出。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即使提出目标无法实现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的五年规划并非指令性规划，而是一个战略性指导性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规划目标与实际结果发生偏离是很正常的。如果无法实现规划目标，根据现有规划实施评估和调整机制，可以在五年规划中期评估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建议，并报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即使整个五年期间没有实现目标，也可以向全国人大解释主要原因，并阐述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规划。因此，不实现规划目标并不意味着无法进行解释或被追责。

我想表达的是，在结构性减速压力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政府的规划提出明确的增长目标变得非常困难。202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年度计划提出了5.5%的年度预期增长目标，但最终只实现了3%的增长。这说明即使是短期增长预期也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较大影响。今年，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在6%左右，这是由于去年基数较低，恢复性增长所致。明年，经济增速大概率又会回到4%左右的潜在增速区间。

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全方位创新。这样表达更加通顺，也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既然我们国家的要素条件正在恶化，且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速度也在下降，那么如何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不被弱化呢？经济学界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如果你问ChatGPT这个问题，它会告诉你，在一个国家要素条件恶化且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的情境下，这个国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它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道路，因为过去经济学界得出的结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基于众多国家的发展历程和众多学者的研究得出的，具有普遍的理论和指导意义。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创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就是通过全方位创新来提高创新驱动增长的能力。

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的未来。政府经常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无疑是稳定信心的重要话语。但是，有多少人曾深入思考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在我个人看来，自从我开始投资并与企业打交道以来，我对基本面的理解变得更加清晰和深刻。我认为，不断学习、勤奋刻苦、不进行持续创新、渴望致富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老百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基本面，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在我看来，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到像中国这些企业家和老百姓这样刻苦的人了。特别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他们能够忍辱负重，刻苦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中国和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并努力赚取每一分利润。欧洲人习惯于舒适，日本人也不再刻苦。虽然美国和中国相似，但我觉得美国人吃苦耐劳的能力不如中国人。只要有钱赚，中国人愿意吃任何苦，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并需要保护的基本面。马斯克曾赞美过这一点。

政府应当更加高效地利用和保护这些资源，充分发挥其企业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另一个标准答案是：在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努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这包括加强培训和教育，以更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才资源，减少人才浪费。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这样做。教育规模和层级不断提高，最近政府还提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目前，我们需要关注体制内退休人才的利用问题。按照现行规定，许多优秀的体制内退休人才虽然仍有能力，但由于过于简单严格的规定限制，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无疑是一种人才浪费。从长远来看，未来机器人将更高效地替代劳动力，愿意从事制造业生产线岗位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并发挥这个基本面，中国经济将充满希望。我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充满信心，因为中国企业家会在创新和成本控制方面全力以赴。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周其仁老师在广东佛山对制造业的持续深度调研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需要加快推进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以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种创新必须是全方位的，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因为它们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ChatGPT可以给出标准的回答，证明这一点。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经验表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四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富足和国家的富强。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文件中得到了明确的总结和肯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文件中不断强调要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些都是全党形成的共识。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只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资源配置效率或要素配置效率的高低，实际上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如果政府配置资源的比例过高，国有企业配置资源的比例过高，国家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下降。这是许多经济学者通过数据实证证明的结论，而不是主观先入为主的观点。

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仍有差距。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国有企业对资源配置的规模近年来反而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推进市场化体制机制创新时，我们必须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市场。党中央已经出台了专门文件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写写说说而已。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实实在在的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有几点必须做到：第一，尽快终结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制度;第二，在户口制度和基于户口的社会保障差异方面，实现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破除。超大城市户口管制不仅没有放开，反而更严格了。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只要有工作就能落户口，但如今很多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也无法落户口，这给很多人带来了工作生活中的不便。只要这样的条件存在，就一定会有地方保护。只要有地方保护，保护都是低效率的，就不可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可以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我们经常出差到不同城市时，我们会比较哪个城市的出租车会更好。我发现北京的出租车与深圳和上海相比有些逊色，因为北京的出租车主要使用北汽或现代这种本地产的车。这其实是一种地方保护行为。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吸引整车企业投资，因为在招商引资引进整车企业时，很多地方都有大量财政补贴。既然花了大量钱补贴这些车企，当然就要用它的车，支持企业销售也有利于当地税收。 当然，如果北汽的现代的车很好，就不会给人如此的感觉。但现实并非如此。在深圳，大量的出租车，包括滴滴专车，都是深圳产的比亚迪或广汽的埃安。这些车都不错，感觉也更好。但背后可能也有地方保护。

大多数人认为，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北京的出租车不应该比深圳和上海差。上海可能也有地方保护，更多使用上海通用或上海大众的车辆，只是看起来更好。这个例子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中国，类似问题普遍存在。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行新能源车补贴政策，但很多地方要求新能源车必须在当地建生产线才能获得补贴。这种做法往往与地方保护相关，只保护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然而，即使如此，我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经过洗牌后，仍会有一批企业倒闭破产，造成较大规模的资源浪费。

因此，统一市场制度建设并非易事。它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最基本安排。如果不触及这些问题，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将是不可能的。统一大市场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至关重要，也是中国市场优势所在。小国经济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而大国经济则需要大市场才能产生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带来更细的专业化分工、更高效率和更强的竞争力。这是经济学中浅显易懂的道理。中国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具有竞争力，也是因为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因此，我们不能让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和效率受到区域分割、城乡分割的削弱。

此外，产权保护，尤其是私人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良好的产权保护才能促进创新和长期投资。因为所有创新，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都需要大量持续的长期投入。当创新成果商业化时，不仅需要保护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还包括企业创新发展后形成的产权。这种基于法治的私人产权保护，是企业家从事并扩大长期创新投资的信心来源和制度基础。

如果产权保护不佳，企业家将缺乏长期眼光去承担风险较大的创新投资，也不会有发展百年老店的长期构想。这将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中国股市如果产权保护不佳，中国股市上的微观主体就不会有长期打算，股票市场的微观基础就不会稳固。很多老板在企业上市后，可能会想办法套现部分资产并把钱转移出境。只要企业老板有动机，在目前条件下实施起来并不困难。因此，基于法治的产权保护制度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和创新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不稳定，整个国家社保资产、保险资产以及投资人在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配置都会充满风险，股市的财富积累效应和融资功能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另外，我们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降低国有企业的配置比例，并不断提高民营经济的比重。众所周知，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提高税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民营经济的贡献还难以用数字衡量。为了让民营企业能够稳定发展，我们需要为它们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意味着推动改革，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环境，无需发布大量文件。事实上，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文件方面，国务院之前至少已经发布了两次。此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仍有企业老板不放心，原因在于政策多变、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导致民营企业难以长期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推动改革，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环境，以促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

在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应当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投入。这是全方位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翅膀。多年来，我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创新投入。目前，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达到2.55%，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欧盟所有国家加起来，我们的研发支出总量还要多。

经过持续的投入和努力，中国的创新成果不断显现。以注册专利数量为例，过去五六年，中国每年新注册的专利数量在全球名列第一。虽然有人认为中国的专利质量不高，但这只是个案问题。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利质量将不断提高，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政府在研发投入中的比例低于美国。根据统计数据，美国政府在研发投入中的比例约为30%，而我国已经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4%左右。

考虑到政府研发投入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那么中国政府过去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研发投入可能不及美国政府。如果考虑到美国政府持续多年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这个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不断加大投入逐渐形成的。

我查看了中科院一年的费用，去年大约为1700亿左右。这已经增加了，但与华为一家企业的研发投入相比仍然显得微不足道。前两年大致相当。中科院系统一年的经费仅略高于华为一家企业。我认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因此，不仅要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还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研发投入。良好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

当然，创新的结果和效率不仅仅取决于投入，还与创新体制密切相关。

在最近关于创新体制模式的讨论中，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词汇。这是因为我们既有老的举国体制，而老的举国体制在解决两弹一星等重大问题时被认为是有效的。现在我们面临一些重大技术难题，其中一些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技术和装备出口的限制有关。因此，许多人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举国体制，以解决这些难题。 然而，新型举国体制与老的举国体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型举国体制是一种新的体制模式，它结合了市场经济和政府支持的优势，旨在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这种体制模式能够集中资源，解决对国家安全和关键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项目，同时也能鼓励其他企业和机构进行自主创新。 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对老的举国体制的简单重复，它在解决重大技术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是当前体制模式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尽管在面临封锁时强调自力更生和自主自立是必要的，但如果完全依赖自己的能力，就会导致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体制。回顾过去，那种封闭的体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教训，使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国不能再走回原来的老路，即使美国拥有发达的科研能力，也无法做到完全自主。因此，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应该具有自主性，但整个体系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多元开放的。政府应该努力创造一个相对友善的外部环境，为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与分工创造条件。

通过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这包括颠覆性、破坏性创新和增长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勇于冒险、勇于创新的精神。

4岁

以制度型开放来推动。

本文旨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未来的增长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从封闭走向开放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扩大资源获取和配置的市场边界或空间。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一概念被称为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我国过去的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成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观点一致。 如今，我们的官方说法是要高水平对外开放。然而，关于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似乎并没有讨论得非常清楚和充分。 我们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制度性的对外开放。在谈到扩大开放时，过去我们更多地提到把市场准入放得更开，关税降得更低。然而，目前看来，现有的国际环境并不接受这些做法。 我曾参与中国加入WTO谈判，当时主要谈论两方面内容：一是市场准入谈判，主要降低关税放宽市场准入;二是涉及到制度开放的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谈判。我们必须遵守WTO的相关规则，因为这涉及到市场体制和公平竞争。 目前，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指责和抱怨，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违反了WTO规则，导致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贸易。然而，产业政策和补贴并非中国的发明，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和作为，包括美国。我们自然不会轻易接受他们的指责。

然而，总体而言，未来的中国开放必须提高标准。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全球视野来配置资源，以扩大企业市场边界、提高效率、充分竞争。这对中国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我们还需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创造更可靠、可预见的国际规则和制度。

使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会使我们在全球各国形成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必须得到有效保护。在过去，国家利益受损或未得到保护时，军队的动用是一种野蛮的做法，因为当时列强横行。但是，在现代国际秩序和文明体制下，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即使是超级大国美国也不会轻易使用武力来解决贸易纠纷。未来，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广泛接受的国际体系，并建立基于国际规则的制度体系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目前，我国的海外利益规模已达10万亿美元左右，空间和国别分布广泛。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将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政府有责任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全球化经营环境。

通过全球化经营，我们过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在20多年里，仅从美国和欧盟两个地区得到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近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帮助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人何时变得更加富裕？说白了，就是加入WTO后。仅6万亿美元释放出来的基础货币就有40多万亿人民币。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和百姓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

因此，在现代经济文明体制下，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然而，没有哪个国家政府会公开提出这一观点，因为如果公开提出，可能会被认为是重商主义国家。过去，世界上只有美国能够承受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缺口。这是美国独特的优势。美联储主席格里斯潘曾表示，只有美国愿意，美国永远不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因为美国可以印刷美元。即使我们没有美国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公平竞争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并在其中开展贸易和投资。我们如今有四个自信，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自信，那就是对中国企业家的自信。我坚信中国企业不会在全球竞争中失败，他们会在国际自由贸易竞争中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

因此，未来的制度性开放变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并认识到当前的开放政策。目前，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抱怨，其中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的做法破坏了公平贸易的法则。个人认为，这种抱怨和指责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他们指责中国政府通过财务支持和国有企业，为国内企业或特定产业提供各类补贴，这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和非市场经济的做法。 实际上，根据WTO反补贴协议的衡量标准，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特定产业的专项补贴相对较多。在面临技术封锁等关键问题时，进口替代补贴和专项可诉性补贴也随之增加。这些补贴包括禁止性补贴，如进口替代补贴，以及大部分可诉性补贴，这些补贴容易导致发起反补贴或反倾销诉讼。尽管提供产业补贴是WTO协议的要求，但各国仍存在程度不同的补贴支持和项目，因此WTO要求成员国按照透明度要求提供所有补贴项目和说明，以便成员国进行判断。 为什么我国的补贴更容易引起关注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仍然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竞争性领域存在大量国有企业，这被认为会影响公平竞争;二是中国是贸易大国，具有持续的货物贸易顺差，因此贸易大国的不合规行为一旦产生影响就会是系统性的影响。 相比之下，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即使存在一些不合规行为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全球性系统性影响，因此不会引起过多关注和抱怨。而中国作为大国，在补贴问题上容易产生纠纷并进行谈判。例如，美国和欧盟为了民用客机就曾持续进行反补贴纠纷和谈判。

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保障。当前，地缘政治不断冲击全球体系，原有体系面临分割和摇摇欲坠的局面。中国必须通过自己的制度性开放与主要贸易伙伴一起形成基于规则的更高水平的全球贸易制度。这种制度必然会发生重构和变化。中国需要改革和变革，更积极主动地融入不同国际体系中。

我记得在2014年研究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时，当时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正在谈判，国内有讨论是否要努力加入成为创始国。当时，我们认为环境标准和老劳工标准的部分条款难以接受，因此没有表现出意愿和动力。后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现在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演变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基本上由日本主导。中国政府已正式宣布努力争取加入。 但是，现在再加入这个体系除了面临地缘政治复杂性外，技术上也比当年加入WTO时面临更高、更苛刻的要求。这种苛刻可能还有针对性，对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数据治理等都可能有比WTO更高的标准。满足这些条件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度性的开放来解决，本质上就是与国际通行标准看齐。 我们刚加入世贸时，修订了国内上千部法律法规，以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领导讲话、政府文件和媒体报道中说要与国际规则靠拢、与国际惯例一致。现在这样的话已经很难听到或看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努力争取加入CPTPP，那么别人就不会和我们一起玩。现在美国到处拉帮结派，试图通过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新规则来排挤中国。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些规则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曾经不是一个差等生。我不相信那些跨国公司会因为不守规矩而失去中国市场。更何况，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贸易逆差向他国提供足够大的贸易市场，那么它想通过新规则来排挤中国就更加困难了。 因此，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必然要遵从更好的标准，服从新规则。这必然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需要做出新的改革来防止制度性脱钩。我们是否愿意开放媒体，让投资者、科研人员和市场主体更方便地了解全球市场信息和科技文献？ 制度性脱钩一旦形成，对中国来说可能比产业链脱钩更具危害性和深刻性。

三、瞄准创新增长的主赛道。

谈到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也许有人会问，未来中国创新的主赛道和方向有哪些呢？对于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中国的创新在各个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创新。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有各自的创新领域。但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主赛道和方向已经非常明确。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将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这应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且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

数字经济是一个非常宽广深厚的赛道。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拥有更好的优势，那就是庞大的市场。中国很多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之所以容易发展起来，是因为很多技术并非原创，而是模仿。但中国人发展起来却容易成功，因为我们拥有大量消费者。即使不向国际市场开放，仅依靠国内市场支撑，很多领域也会形成规模效益，从而促进专业化平台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互联网创新的各种平台和APP非常专业化、精细化，这实际上是创新形成的分工。这种分工只有建立在大市场基础上才能更容易实现，小国很难做到，日本也比不上中国。中国的阿里巴巴、抖音、腾讯、拼多多、滴滴、Shein等都非常强大。一旦中国的APP国际化，也很容易吸引国际用户，未来的空间依然很大。平台经济为许多人提供了创业和就业的机会，甚至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受益。消费者也有了更便利、更便宜的机会去尝试各地不同的特色消费品和服务。

俞敏洪在艰难时刻转身做直播带货，利用抖音平台变现了他的名人流量，促成了他的快速转型。中国有太多新东方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像张维迎老师这样的知名教授也具备直播卖课和带货的流量基础，做起来或许可以发财。这就是互联网基础上的名人效益。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涉及的创新非常广泛，从芯片产业链到材料，再到制造设备和设计服务软件等。由于美国的联合日本和荷兰的卡脖子，我们在先进制程芯片发展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创新。这种局面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在区块链领域，同样充满了创新和应用。中国在区块链领域也有一些优秀的底层技术公司，例如专注于BSN技术研发和服务的公司。甚至美国国会也关注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如果中国公司在区块链技术服务网络中占据技术主动，那么它就相当于在互联网领域掌握了HTTP分目录技术。

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是未来的趋势。在投资研究中，我们发现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对生产和管理系统进行改造，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精细化和精准化生产，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减少浪费、库存和能耗消耗，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柔性化生产、精准定制、系统集成、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智慧高效用能等技术，它们无疑将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力。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智能化的新能源体系建设和数字能源发展。为了实现政府提出的双碳目标，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由于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必然是源网荷储智能一体的数字能源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风光发电对用电负荷和电网的扰动问题，使风光发电、储能和智能电网成为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的主体形态。分布式智能电力系统将变得更加普及。 华为成立数字能源公司，也是看到了中国能源体系发展的未来。华为在数字技术领域具有优势，其生产的逆变器是最好的，且能卖得很好。

此外，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居的发展与普及也是值得关注的趋势。目前，社会治理已经非常智能化，各种监控终端随处可见，并且必须与高度数字化的后台系统相连接。但这只是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一部分。社会治理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高效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如果能够基于智慧系统提供公共服务，那么精准度和效率都会得到提高。因此，各地都在加大智慧城市建设的力度。在我担任发改委城市中心工作期间，就曾协助一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并实施，并成立了相关企业和机构参与的智慧城市联盟。未来的数字化建设将形成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城市、数字化社区、数字化企业和数字化家庭的数字化渗透格局，并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相融合。但这不仅涉及到硬软件技术的支撑问题，如各类芯片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制造，还涉及日益累积的数据资源管理和使用等体制问题。我们专门成立了国家数据管理局，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使数据这个生产要素能够规范有效地发挥作用。最终，数据将实现产业化应用，成为有效的生产要素。最近火爆的人工智能OpenAI学习模型也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计算模型，未来人工智能将如何渗透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原有生产、服务和研发模式产生什么颠覆性影响，如何有效规范和管理，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人力，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技术和制度上加以创造、探索、构建和突破。

数字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我们与全球其他国家在产业链方面存在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在先进芯片领域。在遇到国外技术封锁时，我们需要强化自主研发和产业技术自立。但成功与否仍具有不确定性，缩小差距或加深差距都有可能。这并非数字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的全部。我们不能因此封闭自己。 最近，我们在与美国业界举行的数字经济合作二轨对话中就如何避免将数字技术泛安全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脱钩或断链进行了讨论。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出口限制，以及如何在中美之间规范安全地跨境流动和应用数据。 在数字经济领域，“泛安全化”的担忧在中美两国都存在。这使得两国在数据跨境流动和应用方面面临很大障碍。但数据跨境流动可以产生很好的效益，例如医学生物相关数据的流动可以推动医学和创新药物研究领域的突破。中美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 在云服务等领域，外国公司也有需求在中国直接提供服务。在金融领域的跨境数据流动和应用，以及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国际合作，都有利于防范和打击跨境洗钱和恐怖活动融资等问题。 遗憾的是，中美目前的地缘政治氛围并不容易建立必要的相互信任，官方之间很难进行理性专业的沟通和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其他国家建立必要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相互开放今后极有可能在对等的基础上推进。中国需要认真研究并做出制度安排，否则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和各类APP都有可能受到他国对等的市场准入限制。

在国内，我们实际上还存在跨部门、跨地区、跨企业、跨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障碍，以及数据隐私保护等基础性制度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新成立的国家数据管理机构来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需要一个观察、思考、借鉴的过程，尤其是在立法方面不能过于草率。

我相信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和趋势。就美国而言，政府已经明确表达了其意图。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拥有庞大的市场优势，因此可以比其他国家做得更专业、更精细、规模更大。

中国政府提出的双碳目标，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约束条件，其影响深远。去年，我们投资了光伏行业的两个项目，它们都位于青海。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原本没有想到要投资青海。与企业负责人沟通时，老板表示，他们生产的产品未来将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在清洁能源地区布局，这样产品碳足迹才会很低。这体现了碳减排对资源配置空间布局的约束和影响。

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区域布局的影响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它确实对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产生了影响。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新能源企业都在西部地区，比如云南、四川、青海等新能源资源丰富的地方开始布局。四川之所以成为新能源企业布局的重要基地，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属于绿电。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碳中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源转型，这是一项巨大的投资和增长领域。中国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0%左右，其中能源生产部门(包括电力部门和供热生产部门)排放了大约50%的二氧化碳，制造业排放接近30%，交通排放约为10%。建筑行业方面，建筑物本身通过能源消耗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约占30%，但如果将整个建筑全产业链都算进来，则约占50%。农业方面，种植粮食和使用化肥等会产生一氧化氮，每吨一氧化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相当于256倍的每吨二氧化碳。此外，畜牧业如养猪、养牛、养鸡等养殖业也会产生甲烷排放，每吨甲烷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与每吨二氧化碳相当。因此，在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中国需要首先减少化肥使用。对于畜牧业，则应减少食用动物蛋白或用排放更少的合成蛋白替代。因此，在西方国家，人造肉的消费量也在不断增加。在与美国人造肉企业ImpossibleFoods的老板交谈时，我发现他们不仅关注商业利益，还非常关注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暖问题，并强调价值观。因此，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加快植物肉替代食品的推广，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耕地种植饲料的压力。

从新能源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绿电替代主要包括风电、光电、水电、核电和生物质能源。目前，清洁发电装机容量在整个装机容量中已经突破50%，达到26.2亿千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3.3亿千瓦，超过50%。然而，新能源发电量占比仅为33%，这是因为风光发电小时和火电、核电、水电相比不够稳定。在一些国家，核电占比不到3%，但我国仍需进一步发展新能源，提高其比例。随着风光发电转换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发电成本的持续下降，未来新能源发电占比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光伏发电电池转化效率在创新基础上进步迅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未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比风力发电更大。

目前，国内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约为25%。一些企业已经宣布其技术达到了30%。根据我与一些企业的接触，我相信在未来五六年内，中国的光伏发电转换效率将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每度电的成本将控制在两毛钱以内。如果储能技术能够将目前每度电的储能成本降至三毛钱左右，那么光伏加储能的成本将控制在五毛钱左右。这样，它与火电的成本相比就具有竞争力了。

这样的话，使用“光伏+储能+智能电网”模式进行清洁能源替代，就不再需要政府补贴。因此，目前大型风光发电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6%这个水平。作为绿色基础设施，我认为政府投资这样的项目是值得的。 最近经济低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疲软。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扩大内需，甚至新供给经济学也开始呼吁扩大内需。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但我不建议再投资高铁等铁公机项目。这些项目基本无法获利，最终会积累大量政府债务。相比之下，投资绿色低碳发电项目更为明智。这些项目至少不会亏损，并且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领域涉及材料技术、电子电力、半导体器件和智能技术等大量技术创新。宁德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电池技术创新，目前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先者。虽然领先程度并非无人能及，因为电化学领域的科学原创主要在美国和日本，但中国在产业化应用方面走得更早、更快。我曾向宁德时代的老板曾毓群请教，他告诉我我们领先日本和韩国企业约20个月，因此他们仍在不断开发新一代技术，以保持技术优势并通过海外布局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一步的研发重点似乎是固态电池，它被认为更安全。总体而言，电池技术必须在能量密度、安全性、使用寿命和成本方面取得最佳平衡。

另一个领域是可控核聚变。最近，美国公布了其最新进展。这是一个投入巨大、研究时间长的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在投入。如果这项技术突破并具备商业化可能，那么其他新能源技术都将被颠覆。估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目前，中美两国处于领先位置。最近我看到国内已经有投资机构开始在这个领域布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创新和投资领域是CCUS技术，特别是二氧化碳捕捉和利用技术。

根据专家的测算，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电占比至少应达到80%以上。这将涉及数百万亿的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绿电基础上实现整个社会电气化、电动化，可以降低中国对能源的依赖。目前，中国大量进口石油，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如果在风电、光电新能源基础上实现电动车和氢燃料车，就不需要再进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这对中国能源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目前，在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车虽然被称为新能源车，但如果电能主要来自火电，就不能真正称之为新能源车。只有在绿电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新能源车。

最终，我们进入了生态文明转型时期。工业文明是以蒸汽机为基础的，但问题在于它需要化石能源燃烧，如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这些能源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如果能够用绿电代替化石能源，那么未来就不再需要化石能源燃烧，所有动力都将由自然能转换而来。我认为，生态文明的到来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我曾听南开大学校友、原中石化资本黄文生董事长的演讲，他阐述了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飞跃，标志就是能源和动力获取方式的改变。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但如何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生态文明，如果只是环境生态好，还不能达到文明的程度。通过自然能转换获取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动力，就是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标志。

这个领域正成为主要国家关注的焦点。美国对此非常关注，白宫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而中国政府也发布了生物技术产业的专门规划。中美两国都认为这是未来竞争的重要领域。那么，合成生物技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生物技术在能源和化工材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生物质能源是一方面，但其比重并不高。传统化工产品可以通过生物技术进行替代，这样比使用化石原料生产更绿色、更低碳。我们投资了一家使用合成技术生产染料和化妆品原料等精细化工产品的企业。染料生产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使用合成生物技术则可以减少污染。此外，在精细化工产品领域，中国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国内还有企业使用合成生物技术生产完全可降解塑料，可以减少塑料使用对环境造成污染。

然而，目前该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业化。工程放大后，技术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问题都是需要探索和努力的方向。这些问题可能正是许多企业家和科学家不断探索的方向，但前景非常广泛。

在农林食品领域，例如在食物方面，使用合成生物技术可以生产人造肉。我曾与美国植物肉制造企业的老板交流过，他告诉我生产这种肉在中国可能不太容易适应中国人的烹饪方式。中国人对肉的烹饪有各种需求，例如炒肉片、肉丁、炒肉丝、包包子、捏饺子等。但是，这种肉切成肉片和肉丝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而适合包饺子和包子。 美国人做肉时并不太讲究，他们使用人造肉制作汉堡，这一点没有问题。很多人都试过这种肉，口感与真肉几乎相同。人造肉生产技术将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对减少排放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领域对中国食物生产的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中国应该努力探索并取得成果。

第三，生物医药治疗领域，包括疾病检测、治疗服务、药物开发、医疗保健和养老延寿等。我相信这个领域未来将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中国人在该领域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过去有大量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生物领域，许多人回国创业并取得了成功。但我们也存在短板，即实验室仪器设备必须进口。因此，在该领域的未来发展，需要维护良好的国际合作和研发环境。这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城市化和房地产仍然是推动力。

房地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约为66%，即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6%左右。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何种水平？我认为应超过80%。有人认为中国已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但我并不认同。城市化的动力源自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越大，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城市化动力就越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致为1:4，而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倍左右。

如果我们对比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就会发现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例如，张维迎教授的家乡辛庄村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和医疗水平呢？与城市相比，这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这样的差距下，我们不能说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消失，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过更好的生活。因此，中国还没有进入逆城市化阶段。

根据我们的观察，城乡关系相对稳定应该发生在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相比在两倍以内。在浙江和苏南，城乡收入差距包括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差距都不是特别大，因此城乡之间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了。实际上，那边很多农村生活方式已经和城里人一样了，劳动力基本不从事农业，只不过还住在乡村，主要分布在非常密集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地区。按人口密度衡量，这些地区可能都属于城市化地区。

既然全国范围内城乡差距仍然很大，我认为农村人口将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因为从事农业的收入远远不及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例如，在种植粮食的地区，一亩地的年收入最多只有1000元，而在城市打工的月薪至少为3000元，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甚至每月收入超过五六千元。因此，我相信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动力仍然存在。我认为中国在2035年左右城市化率会进一步达到80%以上，城市空间和城市居民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发展。关于房地产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然而，这种说法并站不住脚。一个产业是否属于支柱产业，并不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是由其产业规模决定。如果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那么它就是支柱产业。从这个标准来看，房地产无疑是支柱产业。当然，中国的支柱产业不止一个。

然而，房地产全面繁荣、持续涨价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约40平米，农村地区的人均住房面积更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和总人口的下降，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火爆。在未来20年内，房价不可能再上涨30倍以上。以我为例，2003年在北京西绒线胡同为岳父母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当时房子质量并不理想，每平米售价仅为5200元。今年正好过去了20年，现在每平米售价已经达到15万元，涨幅接近30倍。我当初花费了40多万购买了这所房子，并花费约20万元进行了装修。现在它可以卖到1000多万元。这样的涨幅在未来可能不再存在。因此，在进行房地产投资时需要谨慎考虑，因为它并不是收益最优的选择。

然而，我相信房地产行业在未来仍然会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支撑。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房地产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房地产景气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由于房地产价格过高，一些城市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过大的问题。人们认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是“炒”起来的，需要严格管控。中央政府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因此，对房地产业实施了四限，即限购、限售、限价、限贷等调控措施。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还会约谈当地负责人，试图通过这些办法控制价格上涨。然而，四限政策是一种行政管制方法，长期实施后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房地产企业最终都无法维持，如今整个行业都陷入了萧条。这对宏观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认为它存在许多值得检讨、总结和改进的地方。

关于调控房地产行业，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该尽快开放房地产税，这样可以降低房价。在美国，房地产税是一种财产税，是地方政府税的重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居民需要缴纳税。在美国，房子所在的地方决定了居民的税权。地方政府收入的1/3左右来自财产税。因此，在美国会看到不同社区之间公共服务差异，富人区公共服务较好，房价也较高;穷人区公共服务较差，房价也较低。这就是房产税的功能及其影响。所得税是一种调节税，可以用来做转移支付。因此不能把财产税作为调节房地产市场的税种。

中国开征房产税面临一些技术问题。我们所居住的房屋并非完全产权，只有70年的使用权。开发商在购买土地时已一次性支付使用费用，因此我们缴纳房产税的理由并不充分。过去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一系列讨论。为什么中国房产税难以出台，实际上是因为问题尚未完全讨论清楚。我曾在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工作过，并研究过房产税征收方案。当年财政部和税总曾向国务院汇报过方案，但未被采纳，主要原因是涉及问题较多，对居民利益影响较大，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调节房地产操作的税种呢？当然有。我认为房地产交易增值收益税会更有效。如果我们不鼓励炒作房地产，那么对短期炒作行为征收较高的增值收益税就会增加短期交易房产获得的收益，从而增加炒房的成本。如果炒房子的人只得到一半的收益征税，那么他们就会考虑是炒房子还是炒股票更划算。因为炒股票只征20%的投资收益税。通过这样的税种和税率组合设计来合理调节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会更具针对性且更有效。过去人为“四限”的做法已经被证明负面作用太大。实际上，在我看来，“四限”这种极端做法可以搞死任何一个行业。

在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投资将不仅仅局限于新建建筑，还包括对老建筑的改造、节能改造和更新改造。据统计，中国建筑面积总计约为600亿平方米，城市建筑面积约占50%，但其中大量建筑并不属于节能建筑，更不用说零碳建筑了。我们刚才提到，建筑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30%。因此，对城乡建筑进行良好的节能改造不仅可以改善居住质量，还可以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城市将进行更新改造、节能改造和住宅品质提升，同时在建筑过程中推行“城市矿山”建设，并推广建筑工业化和建筑精装化。所谓城市矿山，就是尽可能使用钢结构建造房屋，因为这样的房屋拆除后废钢可以快速炼成新钢。对于资源短缺的国家来说，城市矿山有很大的意义，它将释放出持续的房地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入，对住宅的适老化改造也迫在眉睫，例如加装电梯等。

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个问题，即农村大量闲置的住宅和宅基地。过去，重庆曾实行复垦基础上的增减挂钩和地票制度，这是农村闲置建设用地资产高效配置的良好尝试，但并未得到鼓励。现在，闲置的住宅和宅基地如何更加有效利用，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尝试。让城里有钱人和有乡村居住偏好的人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花钱盘活使用权，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我相信，城里有很多人渴望在农村弄个院子生活或度假过周末，但目前的产权制度依然存在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涉及到乡村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很好解决，也将带来许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我认为这对农村现代化建设也有好处。

土地产权制度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和法律经济学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私有化更有利于提高土地质量。公有地没有人会从长远角度关心其质量，也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只有私有才会从可持续角度去想办法改良，甚至对改善周边环境做投资。中国的耕地质量持续下降，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都与土地和空间资源的产权制度有关。 很多人包括大领导经常批评中国的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等。但很少有人系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有时会胡思乱想，觉得也和土地制度有关。在土地产权私有化的国家，政府想要推倒一栋私人拥有的楼并不容易。但在中国，由于土地产权公有，政府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想要统一规划改造区域的房子推倒重来。由于是统一规划建设，盖出来大楼都一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城市的多样性得不到制度保护。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到县城小城镇都几乎一个模式，高楼林立且很多楼样板都一样。这可能与使用同一套设计图纸有关。当然，高楼林立也与土地制度有关。我们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城市建设用地统一由政府分配或拍卖。加上很多城市工业用地比例过高，住宅用地比例很低，住宅用地价格被拍得很高。开发商如果不盖高楼不提高容积率可能就挣不到钱了。于是就有了高楼林立的千城一面。

2006年，我应邀前往越南河内参加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机构举办的国际会议。作为会议唯一的主旨发言嘉宾，我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和规划实施评估制度，并参观了河内的城市街道和景点。 我发现河内的城市面貌在多样性方面比中国城市更胜一筹。我特意询问了当地居民，发现他们很多私宅能够保留至今，主要是因为政府拆迁重建的难度较大。虽然我无法确定越南河内是否拥有优秀的私人建筑保护制度，但从市面上的建筑样貌来看，其保护情况还算不错。 因此，我认为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格局和面貌，并非规划师、市委书记和市长所导致的审美问题，而是在特定土地产权制度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并非倡导土地私有化，而是想表达我们所看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其实都与背后的制度根源有着密切关联。当制度无法改变时，现象也难以改变。

城市化与服务业密不可分。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因为它们的生产、供给和消费几乎同时发生。网络经济改变了这一格局，使生产和消费能够分离。过去，我们到饭店用餐，服务主体提供餐饮服务，生产和消费在餐馆空间内同时进行。但现在可以通过外卖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在家中享用美食。这是个变化。 服务业之所以在城市更容易发展，是因为需要足够的人口密度或消费者密度来支撑。只有在高人口密度城市，才能养活足够多的服务主体，因此一般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越发达。但中国城市政府和领导往往害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认为城市越大管理越麻烦，喜欢抱怨各种城市病，并试图调控城市规模或疏解城市规模。但事实证明，在很多国家城市生长的努力很少成功，最终结果是大城市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超大城市的标准是城区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中国已有六个这样的城市。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

大城市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是因为它们文化更加开放包容，对人才更具吸引力。此外，大城市更具备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创业成功。大城市的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特别是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通过大城市的辐射，更容易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2011年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弗瑞·韦斯特教授也写了一本书《规模》，它们在城市规模问题上做了异曲同工的分析，但观点一致：城市越大，效率越高，分工越细，服务业更发达，竞争力更强。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找来读一读。

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放手让城市服务业尽可能发展。当今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困境，我们更不应该忽视服务业。一提到发展实体经济，人们往往只想到制造业和几个面临卡脖子的领域。但真正对经济、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是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直接服务于城市居民的细微服务业。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带来良好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举个例子，我在北京时很少外出吃早餐，因为周边没有像样的早餐店。过去有的店也被关掉了，但回到成都后，我很少在家吃早餐，因为周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餐馆。成都的小餐馆不仅格调高雅，而且能够提供各种多元化的口味选择。这意味着更好的城市服务供给能够让人们更多地消费，从而转移更多收入。

因此，在当前应对经济减速困境时，更需要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扩大内需，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可能来自改革和创新。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让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迎合的制度。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中国人追求财富的态度和能力就不再担忧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也不必过多关注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老龄化冲击比日本更为严重，但我们可能在应对方面不及日本。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和市场对人性复杂性的精细关怀胜过中国，受到的制度性和道德性制约更少。因此，日本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迎合更为顺畅。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一直认为，中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更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中央提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遗憾的是，仍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未得到推进和完成，因此取得的实际成果并不多。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需求，但国内无法很好地响应供给侧。当收入支撑的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满足时，消费者要么把钱存下来，要么外移到其他国家去消费。我认识的一些人，因为国内高尔夫发展受到管制，只好到国外去打高尔夫球。我们应该把富人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尽可能留在国内消费。国务院曾经规划发展通用航空，因为它认为市场未来会很大。现在想玩飞机的人越来越多，买得起飞机的人也多了，国内生产的飞机也越来越便宜了。从生产供给侧角度来看，中航工业生产的双人座飞机人民币200万就可以买到。我在沈飞看到他们出口的双人座民用飞机，出口价格25万美元，国内应该有不少人买得起。在中国西北地区，如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人烟稀少，地域空旷，有条件建一些航空俱乐部，让飞行爱好者到那里去玩飞机，还会带动响应的配套产业和服务。但是中国的低空空域管制由军方负责，管制严格，有了飞机也难以飞起来。因此，虽然文件出来了，但通用航空业至今没有很好的发展。美国通用航空机场有两万多个，而中国通用航空规划提出的目标是5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说到这里，我想总结一下。解决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减速困境，我认为根本不在扩大内需上。靠财政刺激政府投资这条老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越来越重，举债空间越来越小。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说扩大内需，但25年过去了，为什么还要扩大内需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把供给侧制度改革做到位，比如把不合理的房地产调控回归常态，在房价特别高的城市强化政府的公租房长租房供给，更好地鼓励各类创新创业，就可以形成很好的有效供给，取得很好的经济增长。这样做不仅效率更高，而且也更可持续，可以形成更多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 更市场化的改革、更法治化的治理、更可靠的产权保护、更包容的开放制度和更强有力的创新创业，是我们化解困境的基本思路。这与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开放时的初衷并无二致，应该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

以上就是我今天用两个多小时给大家做的汇报交流。我的观点都是个人思考和观察，可能会有很多错误，希望大家能够讨论和批判。

谢谢大家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