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新知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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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inerZitelmann
莘庄学堂。
我们对亚当·斯密这个人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日。我们只知道他是在1723年6月5日(儒略历)受洗的，也就是说，按照公历计算，他是在6月16日受洗的。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因为这位海关官员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享年44岁。
张维迎教授在亚当·斯密的出生地——Kirkclady。
他的母亲对他非常重要，在他的生命中，她不仅养育了他，而且在他1784年去世前一直与他同住。斯密终生未婚。我们只知道他曾经谈过两次恋爱，但他的感情并未得到回报，这可能是因为他长得不够帅气。
他在17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但对这所大学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轻蔑地谈到他的教授，认为他们很懒惰。他在三十岁之前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他一生只出版了两部主要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他写了很多书，但生前手稿被烧毁，所以我们现在只有这两本书和他的一些论文和讲课记录。
斯密曾在牛津大学BalliolCollege读书。
在那些没读过斯密书的人当中，有时把他当作极端自私的拥护者，甚至当作戈登·盖科式极端资本家的精神之父，见他在《国富论》里高呼“贪婪是好的！”的电影《华尔街》中出场。其实，这是一种扭曲的形象，是斯密在《国富论》里拼命强调经济主体的私利所致。但这样的画像绝对是误传。
《国富论》第一版。
《道德情操论》的第一章以“同情”为标题，亚当·斯密在其中明确指出同情就是“对任何激情都有同感”。在今天，我们可能会使用“同理心”这个词来表达类似的含义。斯密继续说道： “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有多自私，在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并将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获。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是多么自私，在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获。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斯密特别同情穷人，他从各种来源中获得的收入每年加起来高达900英镑，是大学教授工资的三到四倍。然而，当亚当·斯密的遗嘱被宣读时，他的外甥大卫·道格拉斯却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收到的远低于自己的预期。遗嘱证实了斯密的朋友们长期以来的猜测：斯密几乎将他的全部财产捐赠给了穷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秘密捐赠。事实上，他的慷慨甚至导致斯密自己一度陷入了金钱困境。
爱丁堡广场上的斯密雕塑。
如果你读过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你可能会发现很难找到他正面谈论富人和权势的内容。在他的作品中，商人和地主往往被描绘成负面形象，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努力创造垄断局面：“我们的商人和大制造商抱怨高工资在提高价格方面的不良影响，从而减少了他们的商品在国内外的销售。他们只字不提高利润的坏影响。他们对自己的收益的有害影响保持沉默。他们只会抱怨其他人。”
“我们的商人和大制造商抱怨高工资在提高价格方面的不良影响，从而减少了他们的商品在国内外的销售。他们只字不提高利润的坏影响。他们对自己的收益的有害影响保持沉默。他们只会抱怨其他人。”
“同行业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是为了取乐和消遣，但谈话最终以反对公众的阴谋结束，或者以某种提高价格的诡计告终。”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对资本家的正面评价比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任何地方都要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不断创造出比过去所有世代的总和还要强大的生产力。”然而，在斯密的著作中，没有类似的钦佩之情。相反，他尖刻地批评富人。斯密的捍卫者认为，这并不是反映对企业家或富人的普遍不满，而是因为他提倡自由竞争和反对垄断。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读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人们仍然会感到，归根结底，斯密不喜欢富人就像他不喜欢政客一样。甚至亚当·斯密也未能摆脱知识分子对富人的怨恨。
然而，斯密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对“穷人”状况的同情。他并未仅仅局限于最严格意义上的穷人，而是关注“不富有的人”和“即，绝大多数人的状况，他们必须用劳动换取工资才能谋生。”。在《亚当·斯密的美国》一书中，GloryM.Liu回顾了人们对斯密的接受和研究现状：“几乎一致认为，对斯密来说，商业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改善了穷人的状况。”
《国富论》中有一句话：“没有哪个社会一定是繁荣幸福的，社会成员中的绝大部分是贫穷和悲惨的。此外，为全体人民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宿的人，应该分享他们自己大量劳动的产品，使他们自己的食物、衣服和住宿都过得很好，这是公平的。”
编辑:今天，这些话常被误解为斯密提倡政府主导的财富再分配。然而，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并非呼吁社会革命。事实上，根据斯密的说法，贫困并非注定。 最重要的是，斯密不信任政府。他在《国富论》第8章中指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提高工资。在其他地方，他写道：“饥荒从来都不是由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而是政府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来弥补饥荒带来的不便的暴力行为。” 250年后，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他是对的。尽管政府曾多次(如果不是千次万次)试图通过价格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都失败了。
编辑:斯密写道，“劳动的自由报酬”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并一再强调“当社会朝着进一步获得……前进时，劳动穷人的状况，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状况，似乎是最幸福最惬意的。静中苦，衰中苦。”
编辑:另一方面，卡尔·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各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经济“规律”，例如“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或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写道：“随着资本大亨的数量不断减少，他们篡夺和垄断了这一转变过程的所有优势，苦难、压迫、奴役、堕落和剥削的现象越来越多；但工人阶级的反抗也随之增长，这个阶级的人数总是在增加，并且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机制的约束、团结和组织。资本的垄断成为生产方式的束缚，而生产方式是在资本垄断的影响下产生和繁荣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最终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外衣不相容的地步。这外壳被炸裂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但是，由于自然法则的无情性，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它自己的否定。”
编辑: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诞生，但当时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的贫困意味着身体瘦弱，骨骼小。历史学家安格斯·迪顿在《大逃亡》一书中写道：“18世纪的小工人，实际上陷入了营养陷阱；他们不能挣很多钱，因为他们身体虚弱，他们吃不饱，因为没有工作，他们没有钱买食物。”
安格斯·迪顿。
有些人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谐的慢节奏生活赞不绝口，但这种慢节奏往往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所致。据估计，200年前，英法两国约有20%的人根本无法工作。一位英国作家在1754年写道：“他们至多有足够的精力每天慢走几个小时，这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过着乞讨的生活。”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曾说过：“法国的农民远非富裕，甚至没有必要的生存条件；他们是不到四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对法国劳工来说，光是外表就证明了他们身体的恶化。”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曾说过：“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饥荒；长期营养不良；和可怕的流行病。”在几十年里，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婴儿出生人数。人们的“所有物”仅限于一些简陋的物品，如当代绘画中所见：几张凳子、一条长凳和一个充当桌子的桶。
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据统计，1820年全球约有90%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而如今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不足9%。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计划经济的结束，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1年的绝对贫困率高达42.7%，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27.8%，如今更是低于9%。
斯密曾预测，市场扩张才能带来繁荣，而这正是计划经济结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私有财产和市场引入后，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已从1981年的88%降至今天的不到1%。当我问北京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张维迎斯密对中国的意义有多大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是亚当·斯密市场观的胜利。”张维迎解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主要是由私有财产引入带来的。当谈到政府干预时，他说，不应把“尽管”(inspiteof)当做“因为”(becauseof)。
另一个最近体现市场经济优势的例子是越南。在80年代后期推出自由市场改革之前，这个国家无法生产足够的大米来养活本国人口。然而，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之一，也是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1990年，越南人均GDP仅为98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索马里(130美元)和塞拉利昂(163美元)。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每一次歉收都会导致饥饿。越南依靠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和苏联及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的财政援助。直到1993年，79.7%的越南人口仍生活在贫困之中。然而，到2006年，这一比率已降至50.6%，如今仅有百分之五。如今，越南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其充满活力的经济为勤劳的人民和企业家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而非再分配或政府法令的统治——已经多次证明了摆脱贫困的道路。1989年，波兰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波兰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50美元，甚至不到德国联邦共和国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即使考虑到购买力的差异，1989年波兰人的收入也不到西德人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波兰人的收入比加蓬、乌克兰或苏里南的普通公民都要低。甚至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波兰的收入也落后：人均GDP仅为捷克斯洛伐克收入水平的一半。
经济学家马钦·皮亚考斯基在2017年出版的《欧洲的增长冠军》一书中盘点了波兰25年的改革。他写道：“然而，25年后，波兰成为了无与伦比的转型领导者，成为欧洲和世界成长冠军。自 1989年开始转型以来，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波兰的人均GDP增长了近两倍半，超过了所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和欧元区。”
编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9年波兰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0.1%，而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美国的48.4%。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经过购买力调整后，波兰人的收入从1990年的约10,300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近27,000美元。与欧盟15国相比，波兰人的收入在1989年不到三分之一，而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了近三分之二。
卡尔·马克思曾相信废除私有财产能够改善穷人的状况，而亚当·斯密则认为市场力量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尽管马克思并非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仍然是国家自由意志主义的乌托邦的倡导者，并相信政府有履行重要职能的必要。在1755年，即《国富论》问世前二十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人通常被政治家和规划者视为一种政治机制的材料。规划者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过程中扰乱了自然；其实只需要让她独自一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给予她公平的竞争，她就可以制定自己的计划……所有阻碍这一自然进程、将事情推向另一条渠道或努力、在特定点上阻止社会的进步的政府，是不自然的，为了养活自己就不得不压迫和专制。”
“人通常被政治家和规划者视为一种政治机制的材料。规划者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过程中扰乱了自然；其实只需要让她独自一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给予她公平的竞争，她就可以制定自己的计划……所有阻碍这一自然进程、将事情推向另一条渠道或努力、在特定点上阻止社会的进步的政府，是不自然的，为了养活自己就不得不压迫和专制。”
编辑:这些话确实具有预言性。规划者常犯的最大错误是认为自己能够在纸面上规划经济秩序。他们认为，只要一位作家坐在办公桌前，就能塑造出一个理想的经济秩序。接下来，只需说服足够多的政治家在实践中实施这种新的经济秩序。
哈耶克后来将这种方法描述为“建构主义”。他认为：“理性的人坐下来考虑如何改造世界的想法可能是这些设计理论最具特色的成果。”根据哈耶克的观点，斯密与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一样，都具有对历史事件进行反理性主义洞察的观点。他说：“使他们第一次能够理解制度和道德、语言及法律是如何通过一个过程演变的累积增长，只有在这个框架内，人类理性才能成长并成功运作。”
” 斯密以经济史学家的身份描述了经济发展，而不是描绘一个理想的制度。
计划经济学即将迎来新的复兴。无论是倡导气候保护还是反资本主义，都在要求废除资本主义，转而采用计划经济。否则，他们声称，人类将无法生存。在德国，《资本主义的终结》(DasEnde desKapitalismus)一书成为畅销书，作者乌尔里克·赫尔曼(UlrikeHermann)成为各大脱口秀节目的常客。她公开支持计划经济，尽管在德国已经尝试过这种方法——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与古典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她的计划经济并未将公司国有化，而是允许私人公司保留其现有形式，但受到国家明确规定的生产数量的限制。
编辑: 将没有更多的航班，也没有更多的私人汽车。国家几乎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将不再有任何单户住宅，也不允许任何人拥有第二套住房。新建筑将被禁止，因为它对环境有害。取而代之的是，现有土地将“公平”分配，由国家决定每个人的土地面积。肉类消费只能作为例外被允许，因为肉类生产对气候有害。一般来说，人们不应该吃太多。Herrmann说，每天摄入2,500卡路里的热量就足够了，她建议每天摄入500克水果和蔬菜、232克全麦谷物或米饭、13克鸡蛋和7克猪肉。“乍一看，这份菜单似乎有点简陋，但如果德国人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会更健康，”这位资本主义批评家安抚道。既然人人平等，他们也会很高兴：“配给听起来很不愉快。但也许生活会比今天更愉快，因为正义使人们幸福。”
构。” 编辑:今天，斯密经常因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而受到批评。他强调自私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人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然而，他认为，人们不能单靠别人的善意来实现这一目标。顺便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使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他因此而出名，尽管这个词在斯密的整个作品中只出现了三次(顺便提一下，这类似于熊彼特和他只用过两次的短语“创造性破坏”)： “因此，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并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加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在这场合，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经营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加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在这场合，就像在许多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经营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区。”编辑: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强调过，将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进行对比是错误的。他解释说，幸运的是，“我没有选择自己的行为和举止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我的同胞服务的权力。……如果是这样，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Hayek)将亚当斯·斯密(AdamsSmith)对科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描述为——指向远远超出经济学的领域——“他的自发秩序概念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创造出复杂的结构。”
编辑: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试图削弱“我”。正如国家社会主义的两条格言所示：“Du bist nichts, dein Volk istalles”(“你什么都不是，你的人民就是一切”)和“Gemeinwohl” vorEigenwohl”(“公共利益优先于自身利益。”)阿道夫·希特勒在193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整个经济生活领域，在整个生活中，人们必须摒弃个人利益是最重要的东西，整体利益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即个人利益首先会带来整体利益的观念。恰恰相反：整体的利益决定个人的利益。……如果不承认这一原则，那么自私必然会滋生并撕裂社区。” 这段话已经很好了，我没有改变其原意。
编辑:这一信念将所有极权主义思想家和独裁者团结在一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论革命》一书中写道：“不仅在法国大革命中，而且在其榜样所激发的所有革命中，共同利益都以共同敌人的名义出现，从罗伯斯庇尔到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的恐怖理论都预设了整体利益必须自动地，而且实际上是永久地与公民的特殊利益敌对。”是的，荒谬的是，阿伦特声称无私是最高的美德，一个人的价值可以根据他违背自己的利益和意愿行事的程度来判断。
斯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驱，但他的理论也引发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美国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MurrayRothbard)在他的著作《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公开抨击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称斯密并非他所描绘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倡导者。罗斯巴德认为，斯密错误地理解了企业家的经济功能，甚至没有理查德·坎蒂隆等经济学家所提供的见解更深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充分理由引用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并将他作为自己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灵感来源。根据罗斯巴德的说法，斯密未能理解企业家的经济功能，甚至没有理查德·坎蒂隆等经济学家所提供的见解更深入。在个人层面上，罗斯巴德认为斯密也并不值得信任，因为他曾经为了自由贸易而竞选，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里，他一直担任苏格兰海关专员。
罗斯巴德，
尽管大部分批评都有其道理，但将亚当·斯密称为左翼分子是错误的。即使是强调斯密左翼倾向的美国哲学家塞缪尔·弗莱沙克也承认，斯密并不一定会认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捍卫现代福利国家。
反对这种批评的人是认为斯密对政府干预经济持极度不信任的态度，并且他对引导市场走向正确方向的“看不见的手”具有无限的信心。根据斯密的说法，经济崩溃并不是由企业家和商人造成的，而是由国家造成的。他说：“伟大的国家永远不会因私人而变得贫穷，尽管它们有时会因公众的挥霍和不当行为而贫穷。”他在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中写道。他乐观地补充说：“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做出的统一、持续和不间断的努力，公共和国家以及私人富裕最初源自的原则，往往足以维持事物趋于改进的自然进步，尽管存在政府的奢侈浪费和最大的行政失误。就像动物生命的未知原理一样，它经常使体质恢复健康和活力，尽管不仅有疾病，而且有医生荒谬的处方。”
这个比喻说明了很多：私营经济参与者代表着健康、积极的发展，而政客们则通过荒谬的监管来阻碍经济发展。如果亚当·斯密今天看到欧洲和美国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并相信他们比市场更聪明的政客，他会非常怀疑。
斯密的缺陷在于他对企业家的经济功能缺乏深入了解，这一缺陷后来被约瑟夫·熊彼特等思想家所精彩阐述。他错误地认为企业家主要是管理者和商业领袖，而非创新者。史密斯意识到“同理心”的重要性，但他在工作中从未将它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如今，我们在史蒂夫·乔布斯以及其他比客户更早了解客户需求和感受的企业家中看到，同理心而非“贪婪”，确实是创业成功的基础和资本主义的基础。
斯密没有理解企业家的角色，以及他对富人的明显不满，这确实是斯密和政治左翼人士的共同特征。然而，这与他提倡改善工人的条件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在斯密看来，要改善普通人的处境，不可能通过再分配和过度的国家干预，而只能通过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首先需要一件事：经济自由。随着经济自由的普及和市场的扩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斯密诞生300年后，他的巨著出版约250年后，我们知道这位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对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是增长的基础，如果国家不过多干预经济，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得到改善，尤其是穷人的生活。
然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并没有很好地阐述这些相关性，他们捍卫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需要市场经济的主要不是强者，因为在任何体系中他们总会以某种方式活得滋润，而是弱者和穷人，他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机会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
作者简介：雷纳·齐特尔曼博士(Dr.RainerZitelmann)，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也是世界著名作家、成功的商人和房地产投资人。
雷纳·齐特尔曼博士(Dr.RainerZitelmann)是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商人和房地产投资人。他的代表作品《敢于不同：商业巨头白手起家的秘诀》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此外，他还撰写了多部著作，如《资本主义的力量》(The PowerofCapitalism)和《公众舆论中的富人》(The Richin PublicOpinion)。最近，他出版了《捍卫资本主义》(InDefence ofCapitalism)一书。本文的原文为英文，但经过作者授权后翻译为中文，并附上了参考文献的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