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新知答主
2023年6月15日，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的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悲伤。回顾过去十多年来与孙先生的交往，我的思绪不断回转，心情难以平复。于是，我决定用笔记录下这些感受。
一、与贤者为邻
孙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物鉴定家。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2008年底，我去拜访一位国博的先生。在北京市北三环静安庄的通成达大厦门前，我偶然遇见了孙机先生。他头戴黑皮帽，身穿黑色皮夹克，在冬日的暖阳下，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他的形象让我肃然起敬，永远铭记在心。 那时，由于国博改扩建工程的需要，其临时办公地点就在通成达大厦。2009年7月20日，我正式入职国博《中国历史文物》(2011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不久后，在该大厦的一层报告厅，我有幸聆听了孙先生的学术讲座(图一)。这是他自己开设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系列八个专题讲座中的最后一讲，题目为《科技文物》(图二)。 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孙先生始终站立着演讲，思路清晰，娓娓道来。他的讲述让我大开眼界，获益良多。他的讲述内容后来成为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的第十部分《科学技术》。
图一显示了2009年孙机先生主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系列讲座的情景(《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讲座文集》第240页)。
图二：《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讲座文集》收录的《科技文物》讲座内容首页。
在通成达大厦办公时，我们编辑部与孙机先生的办公室仅一路之隔。我们偶尔会遇见并互相寒暄。到了2010年元月，国博全体员工搬回了天安门东侧原址新建成的大楼办公。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三层，仍然与孙先生的办公室相邻。直到2018年10月，我们才结束了这种邻近关系。能够与孙先生共事九年，是我一生的幸运。
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国博办公楼一层等电梯，准备一起回到三层办公室。本来我想礼貌地说：“您老请进电梯。”但刚说完“您老”，孙先生立刻反驳道：“不老！”从那时起，在孙先生面前，我再也不敢说“您老”了。国博员工从来不敢称呼先生为“孙老”，而是尊称“孙先生”。实际上，那年孙先生已经年过八旬。“八十不老”的故事体现了孙先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研究者。通过观察他的言行、阅读他的文章、品味他的韵味，我们可以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并将其内化为习惯。我们需要不断向孙先生学习。
我曾向“邻居”的孙先生请教，询问他如何在博物馆进行学术研究。孙先生指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多做馆藏文物的个案研究，大量阅读，并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他以国博藏五代白瓷陆羽像为例(图三、四)，结合当时他所做的考证工作，确定这件普通的小瓷人属于唐代茶圣陆羽像，大大提升了馆藏文物的学术价值，说明学术研究对博物馆展陈工作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图三展示了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展出的五代白瓷陆羽像与茶具组合。这件文物据传出土于河北唐县，由霍宏伟拍摄。
图四：经孙机先生考证后确认的陆羽像(摄影：范立)。
他问我最满意的学术论文是哪一篇，我回答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他收下了论文纸本，并给了我一篇他已发表的《百炼钢刀剑与相关问题》复印件，要求我认真研读。我反复阅读了大作数遍，收获颇丰，掌握了孙先生进行古器物研究的路径、方法及表述方式，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孙先生的不吝赐教与热心相助，缩短了我在国博学术摸索的时间，为我今后独立进行馆藏文物个案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若干年后，我陆续发表了有关馆藏文物研究的论文，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国宝金匮”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昏烂钞印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大英博物馆藏一组唐代三彩俑来源追溯》等。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吃午饭时笑着对我说：“有点做学问的意思了。”听到前辈鼓励的话语，我感到非常欣慰。
一旦孙先生有新作面世，他总是慷慨地赠送“邻居”，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受益匪浅。几年下来，我的书柜里摆满了他的代表作，如《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从历史中醒来》等，还有他的签名珍藏版。因为每一次我都会提出求签名，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我的要求，一笔一划地写下他的大名，这是送给后辈学人最好的礼物。
“有来无往，非礼也”。2016年9月8日，我的新书《古钱极品》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急忙赶到孙先生的办公室，诚挚地送上一本，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当时孙先生正在忙于其他事务，并没有说什么。一个多月后，即10月17日一大早，他兴高采烈地来到隔壁办公室“串门”，与同事们寒暄几句。临走时，他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微笑着对我的钱币小书给予肯定，并给予鼓励和赞扬，还竖起大拇指。我连忙鞠躬致谢。 孙先生一直以来都非常严谨治学，平时很少表扬晚辈。这样一本科普类的古钱小书能够得到他的赞许，让我感到非常意外。2017年11月，我的新书《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出版，我再次向孙先生表示感谢。2018年下半年，孙先生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研究员来国博拜访我。他把我介绍给杨先生，并提到我的小书《鉴若长河》荣获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虽然我的两本小书在孙先生的众多著作中显得稚嫩和浅薄，但他并没有嫌弃我，反而以慈爱和包容的心态对待我，提携后辈，让我非常感动。
二、闲适雅集：
我能经常向孙先生请教，得益于办公室优越的“比邻而居”条件。但由于工作环境条件限制，我们聊天的机会较少，谈话内容也较为正式。然而，与他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图五)，通常都是愉悦、轻松的，甚至有些诙谐和幽默。偶尔也会谈及一些略显沉重的话题。
图五：2018年10月23日中午，霍宏伟与孙机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摄影：王方)。
经过十多年的交流，我对孙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的父亲孙毓址先生曾在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经济科，并在山东济南法政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试图迫使他担任山东即墨县伪县长，但他宁死不屈，最终被汉奸用枪托击打头部致死。听到这个故事，我不禁为他父亲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孙先生得知我曾在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攻读研究生五年，便特意提起了他的堂兄孙次舟。孙次舟先生曾在齐鲁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他是一位古典文学家，名叫志楫，字次舟，以字行于世(以上内容根据国博藏档案资料补充)。
孙先生一生中经历了三件惊险的事情。第一件是在他上小学时，突然发生屋顶塌落事件，建筑板材砸在了他的桌子上，但他本人却安然无恙。第二件是在他上华北军政大学期间，一名学员不小心擦枪走火，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划过，让人听后不禁心生寒意。第三件是在华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孙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作，在南池子学开吉普车时，差点发生交通事故，从此再也不学开车了。
2019年12月31日中午，我再次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并聆听教诲。大家边吃边聊，兴致盎然。他特别强调，做学问必须“由小见大”，不能“由小见小”。他以自己发表的《秦代的“箕敛”》为例，阐述了“由小见大”的学术理念(刊于《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后收入《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9-79页)。孙先生将这类形制较小的量器置于秦代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探讨，揭示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达到了“以物论史”的学术目的。此外，孙先生还曾指出：“别人的终点站，就是你的起跑线。”以此强调撰写学术综述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做学问应当立足前沿。孙先生所言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反复研读他自己推荐的这篇代表作，可以将全文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学术史梳理;二是提出问题，从物切入;三是由物见史，透物见人。其论文高妙之处在于，将古器物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层层递进，最终落脚点是秦代的经济史与财政史。扬之水先生对此文亦有较为详细的解读(扬之水：《仰观与俯察》，收入《棔柿楼杂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02-104页)。
大概十年前的一个中午，我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单独用餐。他感慨地说：“再干十年，就不干了。但直到今年上半年，年逾九旬的孙先生仍笔耕不辍。他与商务印书馆李静女士合作，修订、校改了数年之功的个人学术文集。每当我懈怠时，便想起孙先生的教诲和他的成就，激励我前行。
现在回想起来，在疫情之前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听他谈论天地，纵论古今，的确是一段无法复制的美好时光。而如今，在寂静清淡的餐桌前，我独自一人慢慢品尝着食物，再也听不到他风趣幽默的话语，感觉不到他带来的丰盛文化大餐和精神享受。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吃饭并不重要，关键是和谁吃饭。”
编辑:三、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在学术方面，孙先生的传承有序。他曾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和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两位名师的指导下学习，并将毕生所学传授给扬之水先生，使名物学得以发扬光大。2002年12月，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孙先生深情地说：“我是1951年认识沈先生的，直到1955年去北大读书以前，和沈先生的接触较多，我所认识的也正是一位作为文物学家的沈先生。……在服饰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孙机：《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第513页)
编辑:2021年，孙先生曾提出想举办一次学术活动来纪念他的恩师沈从文先生。2022年7月15日，“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在国博如期举行(图六)。这次活动将服饰与文学作品的相关描写相互印证，不仅是一种古代服饰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对沈先生一生中两项最重要成就的概括。孙先生亲自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发言，对沈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图七)。我有幸参会并发言，题目为《沈从文与国博铜镜》。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孙先生一同参加同一场学术研讨会。
图六：2022年7月15日，出席国博“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活动的嘉宾合影(图片由朱亚光提供)。
图七：孙机先生在“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上发言(朱亚光供图)。
综观孙先生的学术人生，他一心向学，成就非凡。他的学术成就如同巅峰凸起，虽然晚辈无法达到，但仍然心向往之。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孙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评说。在这些学者的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秉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写作原则，将孙先生的学术特点与成就概括、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致广大。孙先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学科体系框架，通过亲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两部著作体现出来。这些著作就像一通史、一断代史、一纵一横，既有略有详，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及编写体例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反映出孙先生全面、系统的体系观念。
第一，致广大。孙先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学科体系框架，这是通过先生亲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两部著作体现出来的，好似一通史，一断代史，一纵一横，有略有详，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及编写体例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反映出先生全面、系统的体系观念。
一般读者可能不太注意到其著作所蕴含的体系观念，但我们可以重温1989年时任历博馆长的俞伟超先生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撰写的序言。其中部分内容体现了孙先生这部著作的编写体例和写作思路。俞伟超先生写道：“按其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特点，分为若干项，每项之下再依照各种物品的制作技术或用途分出若干子目，每目之内举出典型的物品（包括图像）加以介绍。有些物品因内容比较丰富或复杂，就单独提出列为一项。”(俞伟超：《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序言》，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页)由此可见，孙先生的著作具有缜密的篇目设计理念和体系观念，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其次，孙先生通过撰写大量学术论文，解决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难题。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时代关切的回应，在这些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即使是对个案进行分析，孙先生也反复强调要“由小见大”，不能“由小见小”。这一特点在学术界已经成为共识，不再赘述。
第三，追求贯通。孙先生将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科技史、美术史等众多学科融会贯通，跨界杂糅，浑然一体，完美呈现，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他的成果被学术界誉为关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百科全书”。研究内容与思考路径应该上升到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后辈学者应认真体会并举一反三，将其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
谨以铜镜研究为例，孙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将镜鉴类器物分为四个篇章，按时间顺序论述早期铜镜(第67-70篇)。他以山东临淄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大方镜为重点，引用历史文献记载的秦咸阳宫方镜，并详细讨论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出土的规矩五灵镜(图八)。孙机在《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一文中对镜上规矩纹(亦称博局纹)法天象地意义进行阐释，并结合历史文献修正以往所说此镜为四神纹的说法，认为应该为五灵纹。他还将此镜背上的五灵与十二辰铭文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得出五灵纹的排列方式与汉代祭祀五帝之坛方位完全一致的新见解。这正是孙先生一贯倡导的“由小见大”研究原则的具体体现(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04-317页)。
图八：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出土的铜镜(《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图版100)。
回顾我在国博工作的14年，我非常感激遇到的所有人和事物。特别要感谢我的前辈学者，他们对我学术研究的指导让我终生受益。我真心感谢国博，因为它拥有其他单位无法匹敌的三大资源：庞大的馆藏文物、类型多样的展览、以及数量庞大的文博考古图书资料。此外，国博还有“居高声自远”的大平台优势，以及在学界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他们的人生智慧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博是一所独特的大学，在这里我遇见了最好的老师，他们的教诲、指导和启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还在国博的展厅、文物库房、食堂、报告厅、会议室、办公室和图书馆等地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不仅教会了我知识，更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他们不仅不拘泥于传统形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我获取知识、掌握方法和领悟道理，这些方式将让我终生受益。正如孔子所说：“处处留心皆学问”，只要用心去体会，我们就能不断获取各类有效信息，提高认知能力并激励我们前行。
孙机先生无疑是国博学术前辈之一，他在我学问之路上给予了鼎力支持和耐心指导，是我不断精进的强大动力。回首过去，我在国博度过了九年时光，与贤者为邻，与同道共进午餐。在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先生言传身教，不仅教会了我做学问，更教会了我做人。这笔精神财富让我受益匪浅，未来我将细细回味其意韵悠长。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三不朽”，而孙先生都做到了。晚年，他有两件心事：一件是举办古代服饰展览，另一件是出版学术文集。2021年2月，“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在国博开幕，观众络绎不绝(图九)，好评如潮。八卷本《孙机文集》经过多次校改，校样已全部修改完成，即将出版。无论是服饰展览还是学术文集，都凝聚着心血与精力、智慧与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图九 2021年2月，孙机先生在国博展厅内为观众讲解“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摄影：朱亚光)
盛唐时期铸造了一种名为“三乐镜”的铜镜(图十)。这个故事源自春秋时期，孔子曾问隐士荣启期为什么他如此快乐。荣启期回答说：“善乎，能自宽者也。”孔子听后感慨万分，《列子·天瑞》中记载了他的这段话：
图十：国家博物馆藏唐代三乐镜(来源：
再次看到这面铜镜，便想起了九十四岁的孙先生，此时此刻，先生走了，走得平静安祥，没有丝毫遗憾，人活一世，对一个人评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做事，孙先生做学问可谓“致广大，尽精微”，二是做人，温良恭俭让，先生堪称人之楷模，大家风范。
2023年6月19日，我在国博研究院写下了这段文字。
(霍宏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也是国博研究院的副院长。本文最初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