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新知答主
学人小传：
孙机，1929年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文物学家。1949年，他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并在北京市总工会工作。195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后留在该系工作。1979年，他被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并一直在此任职。现在，孙机是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他出版了《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中国圣火》、《从历史中醒来》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著作。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一书由孙机先生所著，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2020年版。以下为该书的资料图片：
孙机(左)与李约瑟的合影资料图片。
1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东汉画像中，戴着三子钗的神灵。
2、河南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的三子钗;3、北京顺义西晋墓出土的三子钗;4、广东广州西北郊东晋墓出土的三子钗。资料图片：
5明刊《中东宫冠服》中霞帔与帔坠的图片资料。
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明代皇后金帔坠，资料图片显示。
【大家】
今年(2020年)国庆节期间，孙机先生的著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前往拜访他。老先生欣喜地谈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关于考古工作的讲话，并拿出最近的《光明日报》给我阅读：“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这话说得太深刻、太精准了！"孙机先生强调，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我国的考古发现，还要让古代的社会生活重现眼前。这不仅体现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正如“我们考古工作者肩负着这么一个任务。”
要从细节出发，也要从细节出发。
年轻时，孙机曾立志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物源》。那时，他的学术兴趣在于探究事物的来历，他想知道世界上那些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孙机虽然没有完成《物源》这部著作，但他始终关注着“物源”，并保持着最初的信念。
这些年来，各地出土了许多文物，其中有些器具，如盆、罐、瓶等，人们一看便知其用途。然而，也有一些文物，学界至今仍未确定其用途。这些文物能够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注解，但有些古代文物并未流传下来，逐渐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了解它们的用途，因此探索“物源”变得尤为必要。孙机先生举了两个例子：霞帔坠子和三子钗。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霞帔坠子(图6)，在刚出来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用途。有些图片在发表时，霞帔坠子尖朝下，有人认为它是香囊、银熏或佩饰。但通过对照明代典籍(图5)，我们可以知道霞帔坠子应该尖朝上。霞帔是从肩膀上垂下来的飘带，而帔底下是一个坠子。追溯起源，霞帔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并在唐宋时期发展壮大。到明代时，霞帔及坠子的佩戴规定已经非常严格：一品至五品的官员佩戴金帔坠，六品、七品佩戴镀金帔坠，八品、九品佩戴银帔坠。因此，霞帔坠子这个小物件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舆服制度的一个侧面。
三子钗是一种有趣的文物，多为铜制，长约15-17厘米。其形状为长条形横框，两端为对称的三叉形。有些出土文物中，居中的一股再分为两叉，与两侧的两股分别弯成三个呈品字形排列的不封闭的弧圈。(图2、3、4)最初，人们将这种物品视为搁笔的支架等，但后来在一具未被搅动的女性头骨上端出现此物，才给人以启示，这可能是一种妇女使用的发饰。
孙机拿出他的旧作《从历史中醒来》，翻到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女神像(图1)，发现她头上清清楚楚地戴着这种发饰。他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无疑这是一种发饰，但是叫什么名字呢？这就需要到文献中去找答案。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物件是三子钗，又名三珠钗”
孙机表示，这些只是“由小见小”的例子。无论是霞帔坠子还是三子钗，都是一些小物件。但是，当我们清楚地描述它们时，我们不仅能够描述一件装饰品，还能展现一个时代的生活细节。研究古代文物不仅要“由小见小”，还要“由小见大”。当我们描述清楚一件物品后，我们可能会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新的认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在西汉初年，社会上普遍谴责秦始皇的暴政。其中一个暴政是“头会箕敛”，指秦军用一个像簸箕一样的东西随意收缴粮食，用于军费开支，这遭到了老百姓的抱怨。 前些年，学者在山东博物馆发现了一件铜箕，上面铸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证明这是个量器。从秦朝到汉朝，虽然没有发现实物，但发现了它的模型，即出土的一套量具，与斗、升等一起使用，还有一个箕，这个箕就是量具。 从秦朝往上，战国甚至商代都有这种量具。因此，中国古代量器中都有箕量，文献上也这样记载。这样，就可以清楚地解释老百姓抱怨秦朝暴政的原因。
通过这件文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秦朝的赋税制度。这个发现是对文献的补充说明，也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说明，它是一个“由小见大”的例子。
孙机举例说明，宁夏固原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棺，上面绘有中原的二十四孝图，但人物穿着鲜卑装，体现了两种文化。孝文帝改革后，不仅改穿汉服，还改了籍贯。他原本是今天大同那一带的人，但籍贯改成了洛阳，并且不许再说本民族的鲜卑话。这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感，导致他的亲儿子都反对他，最终他反叛了。固原漆棺画比孝文帝改革早，让我们对这次改革的背景有了更多了解，对改革的全过程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让古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
全面整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遗产仍然具有很大的难度。唐代以后的文献浩如烟海，想要穷尽几无可能。但是，整理一个朝代还是有可能的。孙机选择了汉代作为横切面，先让一个朝代“活起来”。他的尝试，主要体现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历时400多年。从国家层面来看，汉代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相对成熟，可以作为研究的横断面。而且汉代的文献相对有限，通过努力可以通读现存的汉代文献。此外，汉代文物层出不穷，可以与文献相互印证、互为表里。在汉代文物与文献的世界中，可以历览汉代众生的种种面貌。因此，投入汉代文物与文献的研究，就像走进了一条可以历览汉代众生相的大画廊。
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涵盖了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内容，以及衣、食、住、行等生活内容。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孙机将汉代生产、生活等方面分为100多个小题目，包括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冶金、采矿等生产生活方面。
孙机在讲述汉代物质文化资料时，会从基础开始梳理源流。例如，在讲述纺织方面，他会先介绍桑、麻、蚕丝等原材料，然后介绍纺织机具，再讲述由这些原材料织成的面料，如锦、帛等。接着，他还会讲述刺绣、染色、印染等手段，并介绍不同身份的人所穿的纺织品。在讲述完纺织品之后，他还会讲述衣服的剪裁和穿着方式，以及首饰和其他物品。 例如，在讲述农业时，他会从耕种开始讲起，然后介绍播种、灌溉和五谷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可以从根源上了解这些知识。
“过去，有的国家把考古研究所叫物质文化研究所，这就是说，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物质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还有的国家，把考古学科放在人类学里，主要侧重于史前史，就是人类进入文明以前，没有文字的时代。做这个时代的研究，只能采取层位学、类型学的方法对具体的物质进行研究。人家说苏秉琦先生闭着眼睛摸陶器的口沿，就能知道它是早是晚，因为他对类型学太熟悉了。但考古学在确定文物的年代之后，还要复原社会面貌。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复原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让它活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孙机说，总体来看，中国历史的脉络比较清晰。尧舜时期的历史比较模糊，而三代以后则有了具体的记载。有了文字之后，历史成为了重点。通过实物和文献记载的结合，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会更加具体。
孙机采用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物研究。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现在的二重证据包括实物与文献的结合，能够更生动地解释历史事件。这些更活的材料不仅包括传世文献，还包括考古发掘的古代话本、文书等各类文献。只要是真实的、可靠的文献，与器物研究相关，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互相对照，扩大印证范围，使古器物和古文献“打成一片”。
展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孙机从事汉代物质文化研究已有四十年，他表示，自《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出版以来，他将不再有机会对其进行修改，因此称之为“修定本”。这是他最为看重的学术成就。
从横断面来看，孙机的研究涵盖了汉代基本的物质文化资料。从纵向来看，他的研究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然而，他仍然谦虚地认为，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独自完成对各个断代的物质文化的研究，只能期待未来的研究者能够继续推进。他说：“考古工作不只是‘由小见小’‘由小见大’，或者考古和文献相结合，还要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研究，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这就不是理清几件文物的名称和用途的问题，摊子还要铺得更大”
在他看来，研究古代物质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热爱祖国的历史，还能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动力。他说：“我们说考古对社会有用，不是说考古能为今天的社会生活直接提供一个什么新技术，而是说考古可以增加文化自信，进而加强爱国主义”
在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华文明在许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清朝乾隆时期，中国的GDP仍然位居世界第一。事实上，中国不仅拥有“四大发明”，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出，中国有70项发明曾领先于世界，后来被欧洲所继承和发展。
前些年，有学者提出，中国的马车受到西方的影响。孙机对古车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差别巨大。从构造上说，有大轮和小轮之别;从系驾法上说，有轭靷式系驾法和颈带式系驾法之别;从性能上说，有用于车战和用于运载之别。距今约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双轮车的辙痕，考古证明中国此时已经有车了。《尚书·甘誓》是夏朝初年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应该是可信的材料。誓词中对作战的具体要求是：“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不仅有车，而且能进行车战。一辆车上配备了车左、车右、御手等三名车士，组成一个战斗单位。可见此时战车兵已经有明确分工，车战战术已经规范化。如果所驾驭的不是性能良好的战车，则不仅不能正常发挥其战斗力，也积累不起足以上升为军事条令的战斗经验。中国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亚、西亚马车出现的年代相仿，并不存在西方已有了成熟的车型而中国紧随其后的情况。
从系驾法的角度来看，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存在较大差异。系驾法是指将牲畜拴在车上，以便充分发挥其拉车能力，并便于操控。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了两辆铜车马，其全副挽具，包括繁缨这类细节，都用金属逼真地复制了出来。这清楚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的系驾方法。这辆车由两匹服马所负之轭的軥上各引出一条靷绳来拉车，并且在轭肢外侧还附有加固杆，证明这里是拉车的主要受力之处。两靷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再用一条粗绳将此环与轴的中心缚结。拉车时，马肩胛前的轭受力，两靷传力，不影响马的呼吸，这就是“轭靷式系驾法”。再与商周车马坑出土的遗物相印证，可知中国先秦古车的系驾法实为一脉相承，前后并无二致。
与中国不同，西方的古车是用颈带将牲畜的颈部固定在衡上。牲畜拉车时，由于颈部受力，通过衡和辕拽动车子前进，这种方式被称为“颈带式系驾法”。但由于颈带压迫牲畜的气管，牲畜跑得越快，呼吸就越困难。公元8世纪时，欧洲的马车才放弃了颈带式系驾法。
孙机继续举例，提到1947年欧洲冶金专家才研究出现代球墨铸铁技术。球墨铸铁比一般铸铁强度更高，机械性能更佳。令人惊讶的是，在河南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的西汉铁器中，检验出发育良好的球状石墨，球化率甚至符合现代国家标准。虽然当时球墨铸铁工艺尚未成熟，但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虽然它与现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通过发掘古代社会，我们可以使其变得更加活跃。一旦古代社会变得活跃，我们就能看到它具有秩序，不像现在那么混乱，而且技术如此发达，很多文明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考古不仅仅是回顾过去。
孙机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此开始了他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深入研究。在北大求学期间，孙机最尊敬的导师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教导他，在进行考古研究时，应当多读书、读有用之书。在阅读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因为这些史料中蕴含着许多“触角”。这些“触角”不仅相互关联，更会触及各个方面，从而成为学术研究的起点。
孙机在北大学习期间，对宿白先生1957年发表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印象深刻。这本书不仅清楚地描述了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而且文字生动，书中引用的文献大多是第一手材料和最好的版本。在他看来，这与宿白先生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有关。孙机一直谨记宿白先生的教诲，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也常常利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虽然读书很少有直接的发现，但读得多了，把各种书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如此慢慢积累下来，就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
所有学习考古的学生都必须接受考古绘图训练，孙机也不例外。他特别重视这项训练，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配上了自己画的线描图。孙机表示，从年轻时开始写论文到撰写《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经过多年的积累，他已经积累了上千幅古代器物线描图。虽然画图并不容易，有时候他会在晚饭后坐下来开始画，但当他抬头一看，天已经亮了。现在印刷条件有了改善，很多考古和文物图书都直接采用照片而不再使用线描图。但孙机认为，线描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更加清楚地刻画要表现的细节。这次出版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中，有近20幅线描图因为原版效果不佳，孙机重新进行了绘制。他认为如果不重新绘制，直接将黑乎乎的图印出来，实在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如今，“大众考古”和“公众考古”的说法很流行。孙机认为，“大众考古”不是让大家去考古，而是让大家了解考古的知识。地下文物属于全民所有，进行发掘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即使在自家院子里发现古墓，也不能随意发掘。考古学家是政府派出的，从事考古工作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他们不为政府工作，则属于盗掘。向大众普及考古知识，应重点介绍考古成果，而不是介绍田野考古技术或方法。
今年已经91岁的孙机，仍然关心着当下的考古事业和国家的发展。他认为，我们的国家需要向前看，而考古学并不仅仅是让人们向后看，它能增加我们向前的动力。
(原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1日11版，作者李静是商务印书馆的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