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新知答主
首先，我们应该养成将概念与经验联系起来的阅读习惯。阅读时，首先应该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尽管有些著作并没有形成中心概念，或者主要侧重于经验信息堆积，但它们也有些价值，并且有些可以作为参考书使用)。为了更精确地掌握一本书，我们应该锻炼自己的概括能力和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特别地，我们应该注意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最后，我们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是否说服了我们？为什么？(更深入的考虑是，如果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如何修改它？)这样的阅读习惯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书的内容，还能锻炼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写作技巧，为撰写学术专著提供锻炼。只有清楚地掌握优秀专著的设计和结构，我们才能撰写出优秀的学术著作。
这样的读书习惯还有一个实用的考虑，就是为了积累未来研究和教学的可用材料。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看完一本书后，在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内，对这本书的记忆会比较清晰完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几年后我们几乎无法再用大脑仔细检索它。因此，我们应该在记忆最清晰的时候，精确地总结这本书，以便将来使用。这样的总结不仅仅是被动地摘抄，而是积极地消化，迫使我们在记忆最完整的时候，按照上述方法精确地掌握这本书，并进行系统思考。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找回检索使用。直到我30岁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记忆不可靠(或者只是把书放在书架上)，因此开始积累笔记。我发现很多在研究院时读过的书后来都得回去重看。
2
理论学习。
前人留下了众多宝贵的理论著作，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我个人认为，掌握主要流派的理论是入门的最佳途径。阅读时，我们应该与理论进行对话，而不是仅仅死记硬背。选择最有用的理论，最好的方法是将其应用于组织和解释我们已有的经验材料。
学习理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为了提出问题。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的情况下，或者在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以期能够超越现有的视野。此外，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可以澄清并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因此理论更多地成为一种工具或对手，而非答案。
一种有用方法是区分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前者较少，后者俯拾皆是。经典理论一般视野宽阔，提出的概念更清晰、更强有力。而庸俗理论则比较模糊、繁杂，除非与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直接联系，否则一般用处不大。这种庸俗模式大量存在，本身就是西方形式主义倾向的一个例证。 在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系对学生的要求是首先建立理论或模式，然后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是大量堆积如山的庸俗模式。与这样的模式“对话”，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公关作用，但对推进和提高自己的分析概念却没有太大帮助。 最后一种可行的理论学习方法是：先在某一种流派中深入浸淫一段时间，作为入门方法，锻炼自己概括和连接概念的能力。然后可以再学习其他流派。国内年长一些的学生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教学方法大多是死背教条，而不是活学活用地用来提出问题。但也有少数学生能够从其中锻炼概括能力，这是宝贵的资源，可以当作学习其他流派理论的基本功。
3保持冷静。
撰写读书报告。
学术著作通常都包含一个中心论点。阅读这类著作时，首先应该掌握这个论点，并用自己的话(甚至是一句话)来表达。然后，用三、四段来总结主要的次级论点和经验证据。在总结时，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而应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这样才能真正消化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知识。一个有效的阅读顺序是先阅读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掌握论点，然后再逐章阅读，每章结束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最后，回答一个问题：作者是否说服了你？(或者更深入地问：如果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如何修改？)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著作，我们需要问自己：它对了解中国或研究课题是否有用？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是一种思维锻炼，也是培养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习惯的方法。关键在于养成看后写系统笔记的习惯，不要依赖记忆。几个月或一两年后，笔记可能变得模糊，因此最好保持笔记简洁、不详细，在一两千字的范围内为宜。这样长期积累，可以随时用于未来的研究和教学。
4岁
研究写作。
我想强调的是，撰写设计论文的第一步应该是提出能够在前人基础上作出独特贡献的观点。作为一名青年学者，虽然我的思想可能不够成熟，但如果能够诚实地进行经验研究，至少可以在经验研究的领域内取得新的成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堆积经验信息，而是通过结合理论和实践，明确地提出问题，并使用经验证据来解决这些问题。优秀的学术成果需要明确的问题，经验证据的目的在于解决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能仅靠单方面的努力。 理想的情况是，通过新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的概念，用于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而理论问题可以是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此外，最好选择自己关心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持续的动力，促使自己长期投入研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寻找自己最想做且最擅长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当年因为受到导师的影响而选择了思想史方面的题目，并试图挑战当时美国首席地位的JosephR.Levenson。后来我发现自己更倾向于关注普通民众，喜欢解答与实际生活相关的问题，更适合做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但直到近乎不惑之年，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基于我的经验，我一直避免为学生指定特定题目，因为我认为这相当于为他们寻找伴侣。研究是一项需要长期磨练的事业，找到自己愿意一生为之奋斗的主题非常重要。但目前国内导师包办的现状仍然普遍，有必要进行改革。
最后，如何提炼经验证据中的新鲜概念？正如上面所述，一个优秀的方法是从经验证据与现有理论的脱节处入手，通过与现有理论，尤其是经典著作的对话来澄清并推进自己的概念。最好能够跨越不同流派的理论，因为在同一流派中，论证往往只涉及次要问题，而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往往是最基本且关键的问题。有些研究者可能会认为掌握单一流派的理论已经足够，但同时与不同流派对话可能过于苛求。然而，掌握单一流派常常会使人不自觉地完全接受预设前提，久而久之甚至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真理，从而陷入意识形态主导的研究中。此外，通过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可以更清晰深入地掌握不同概念，并提高对问题的认知水平，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在这一点上，中国研究生具有比美国学生更优越的条件。作为一名处于两种文化冲击下的知识分子，中国研究生更能体会到理论与实际脱节以及不同理论交锋的问题。今天，中国研究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双重文化人”(见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与美国一般研究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能够既不迷信普世理论，又不迷信感性认识，这本身就是一项可资学术使用的巨大资源。最后，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意识探讨，才能将以上过程连接起来，建立既是中国风格又具有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
来源：爱思想网站。
黄宗智教授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的杰出学者，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