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乾：制造问题的机制能解决问题吗

制造问题的机制，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

关于梁建章关于生育政策的建议，评析如下：

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

2023年6月24日，星期五。

近日，我读到了著名人口学家梁建章先生关于鼓励生育政策的建议。梁先生提出了四大补贴措施，以提振生育意愿：现金补贴、二胎补贴2000元，三胎补贴4000元;税务补贴，二孩减免50%，三孩全免;购房补贴，二孩利息免一半，三孩全免;福利补贴，加大托儿补贴等。梁建章先生在《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新书发布会的发言。

梁先生的建议是基于生育率下降的现实和创新力下降的理论而提出的。他指出，我国人口结构“崩塌”，新出生人口数从7年前的1800万下降到了2022年的900多万。他进一步提出，人口大幅下降将通过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等几个机制影响创新力。创新力对于我国的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

笔者并非人口学家，也无意从财政角度评价梁先生的建议。笔者只是想问，梁先生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建议，与当初造成人口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究竟有何不同？

宏观总量的思维方式，能否预测未来？

梁先生的思维方式是通过分析两个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进行预测的。这两个变量分别是人口和创新力。他假设人口总量会遵循某种演变规律，并通过规模效应等宏观传导机制来影响社会总体的创新力。从本质上来说，他研究的是两个宏观加总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尽管他的理论模型可能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

然而，这种基于宏观加总变量的分析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等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理论有何不同呢？

马寅初在其著作《新人口论》中，将人口视为一个宏观变量，同时将资金积累、就业、粮食、科学研究等视为独立的变量。他研究了人口变量与这些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寅初提出，经济发展需要有计划，同样，人口发展也需要有计划。他认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就会不利于资金积累。而我国正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就必须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来减少消费、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资金积累。因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成为了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虽然在当时受时代限制，无法准确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势，但改革开放后，由于体制改革、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生产率迅速增加，人均收入也快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消费并未受到彼此制约。因此，马寅初也无法预测当前的人口“崩塌”。

马老与梁建章的观点有所不同。首先，他们对社会背景的理解不同。马寅初认为，中国需要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而梁建章则认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其一，对于所处的社会背景的理解不同，马寅初的背景是中国要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梁建章则关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次，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有所不同。马寅初采用的是人口与消费、积累之间的关系框架，而梁建章则采用了一种通过规模效应等机制来探讨人口与创新力之间关系的方法。

其三，统计方法不同，梁先生的方法是抽样调查。

然而，马寅初和梁建章的思维框架都是基于分析人口数量对其他宏观变量的影响。这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计划思维，即根据某种理性模型可以推断出人类总体特征之间的规律性关系。然而，人类对未来的认知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活动会产生新的知识，而这些新知识是旧时代无法理解的。因此，人类无法预测未来。

例如，我们无法确定AI、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是否会促进人类间的信息交流，从而促进创新活动;我们无法确定AI和自动化的发展是否会解放人类，使他们有更多时间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即使人口减少，创新能力依然会增长。这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未来人类会从事哪些新活动，以及这些新活动会通过哪些机制影响创新能力。

如果马老都无法预测人口总量的趋势和人口与其他宏观变量的关系，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梁先生关于宏观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图景呢？我们如何确信梁先生的新人口理论不会受到我们有限认知的限制，从而做出错误的预测呢？

制造问题的机制，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

更大的问题是，梁先生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机制，与当年制造计划生育政策的机制并无二致。梁先生的政策建议，归根结底，仍是希望通过国家力量解决人口这个宏观变量可能产生的问题。然而，正是这样一套机制，才制造了生育“崩塌”的问题。

依赖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利有弊。它的好处在于可以借助国家强制力，集中资源快速推行既定战略。但也有缺点，一是会制造既得利益者，阻碍政策及时退出;二是国家政策基于的理论认知是有限的，而世界的发展是未知的。任何理论都是阶段性的、有限的，但世界是快速变化的，人的活动不断产生新知识，新知识影响着人的活动。人们往往可以通过自发创新活动来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基于有限认知的国家政策能够指导无限可能的人类活动和新知识创造呢？又怎么确定有限认知下制定的政策是在解决问题，而不是阻碍人类创造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在提出宏大的政策建议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现存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只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学术理论，但为什么一个学术理论能够上升为国家的合法强制力？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并且迟迟没有退出？如果这些答案没有得到清楚的回答，我们又如何判断梁先生的建议，在通过相同的机制变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后，不会产生一系列无法预期的副作用？我们如何判断新政策创造的既得利益者能够及时退出？

梁先生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他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仍然有些疑惑。如果我们用产生问题的思维和机制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真正能解决问题，还是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