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城市化是副产品

周其仁:城市化是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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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农民收入系列事件13个

城市化只是一个副产品。

农民收入是一系列事件的第十三部分。

周其仁教授。

2001年10月8日。

在探讨农民收入相关事件的同时,我们先来谈谈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的粮食交易、土地产权、资产契约以及“地盘经济”。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城市化。最近,“规划城市化”的潮流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可能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疑问。我的观点并非是要反对“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命题,而是认为政府已经掌握了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因此能够通过“规划”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的困境

编辑:确实,“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积聚和集中——的形成,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以北京为例,“六朝古都”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历史上并不一定把北京作为都城的朝代就是违反了什么“客观规律”。在长安时代,盛唐名扬天下之时,君王与百姓的生活并不一定不幸福。相比之下,如果毛主席当年决定把首都定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城,你认为那里就不能举办奥运会吗?

编辑:然而,城市是众多“主观”在竞争中“凑”到一起的结果。政府可以挥舞权杖,划乡为“城”,但其他因素是否“凑”,最终能“凑”到什么程度,往往由市场决定。粮食能否集中、水资源是否充足、买卖是否繁荣、“人气”是否便利......琐碎的事情众多。城市最终在哪里扎根,能否“做大”,取决于市场因素的平衡。政府下令“造城”,如果民间不“买单”,那么造一座空城就没有意义。毕竟,“阿房宫,三百里”成为毁灭城市文明的导火索,历史上已有先例。

编辑: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商业中心的城镇,向来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关于希腊“城邦经济”,史家和理论家一致认为,那是“自由民”的杰作。后来的伦敦、纽约和老上海,离开自由市场是不成的。我国明清年间的四大名镇,哪一个是靠官家“规划”而成的?

道理在于,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一旦集中到某地,就不得不放弃流向另一地。要比较每一种要素流向何地对它的主人为优,“琐碎信息”无数,需要靠“分权、自由流动、自主交换”的体制才处理得过来。“中央计划”当局以为用一个“主观”代替无数相关的“主观”来作决定,可以更理性、更科学、更伟大。可惜试验的结果,到处一败涂地。你有没有看见,为了料理那个曾经辉煌的“中央计划工业化”的后事,人们多么辛苦!如果连规划产业那样的简单功课都没有做好,要“规划”城市化,岂非痴人说梦?

可怕的巨大奖项。

正在升温的“规划城市化”,各种宏伟计划,不过是设定了大奖的说梦比赛。第一个大的“奖项”,我在前面的专栏文章中已经论述过,就是那个“国土制”。农民的土地一旦转为城镇用地,立刻变成“国土”,成为某一级政府的税外财源(再加上官员个人可能在征地、审批、立项等环节中的“腐败”机会)。在如此重奖之下,“城市化”早已如火如荼,恐怕不再需要学者为文“论证”了吧?

其次,第二个大奖更加厉害,叫做“行政级别升等”。城里的读者可能对“乡改镇”和“建制镇”不太熟悉,但只要提到“县级市”和“地级市”,大家应该都能理解这些称谓对官员的“意义”。原来,我们这里的城市化正在被“行政升级”所驱动。这比前一项大奖更有刺激力,因为“圈地为城”可能落空。如果各方不买单,政府圈地“升值”的美梦可能破碎。但是,行政升级一旦发生,就是“实”的:官员的级别、人数、机构和预算都会因为行政升级而发生“用数字可以计算的”变化。所谓“农民负担”问题,与此大有关系。

更加危险的“城镇化”。

相较而言,“城镇化”可能比“城市化”更加危险。这是因为乡镇是整个国家政权金字塔的底部,直接代表正规的国家机器与农民打交道。在这个行政层次上,官员收入水平低、升迁机会少,因此内生着各种升级无门的“紧张”气氛。现在“城镇化”大张旗鼓,无疑是要释放这种紧张气氛。三数年前,有人“规划”全国将出现5万个小城镇,每镇吸纳2000个农民就业,即1亿之众。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我们不妨检验一下:近几年来全国小城镇究竟容纳了多少农民?又“开发”了多少农地?增加了多少干部人数、机构及其“花费”呢?

并非所有“小城镇”都必然有戏文可唱。就像“城市”一样,镇也可以积聚、集中经济资源。然而,政府并没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来“规划”什么“城镇化”。哪里可以兴镇,哪里只能勉强为之,哪里干脆搞不成,都是高深莫测的学问。靠“国土制”加“行政升级”来刺激,“城镇化”吸纳农民劳力的“预期”没有实现之前,土地滥占、官僚膨胀、乡镇债务危机、农民负担等就可能“升级”到不堪重负的地步。因此,“危险”一词并非危言耸听。

无论如何,城市化——城镇化也一样——是经济要素在空间积聚、集中过程的副产品。本文的重点是指出,不同的体制和动力机制将产生极其不同的城市化。我认为,在“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与“市场自由流动组合”之间做出取舍,比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之间做出选择重要得多。也许,提高我国未来城市化程度的最好办法,是把“城市化”或“城镇化”从政府未来发展大计中一笔勾销。

(农民收入是一系列事件的第十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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