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新知答主
离基层越近，方法也就越接近;离群众越近，决策也就越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实际的调查方法。蹲点调研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不仅是我们党一百多年来行之有效、符合中国国情、深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欢迎的调查方法，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蹲点调研不靠数量取胜，而是靠对“点”的挖掘体现其价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把蹲点调研做深做实，以高质量调研成果推动工作落实？
集中力量，省时省力。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蹲点调研并非全面调查，其准确性不及普查和抽样调查。但普查工作量大，所需经费、时间和人力较多，且仅被统计部门采用。抽样调查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随着抽样理论、统计分析方法、问卷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完善和普及而发展。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公认的三大抽样调查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和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些调查用数据记录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为分析和理解转型时期国家变化提供了丰富资料。但大型抽样调查也存在一些短板，如数据向社会公开时间滞后、问卷发放面向全口径(成年)人口(若对某一群体展开研究则数据量较小)、问题设计针对性不强等。相比之下，蹲点调研的优点包括调查对象集中、调查时间相对较短、调查内容系统周密、了解问题深入、反映情况快、节省人力物力等。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蹲点调研是一种省时少力、简便易行且成本收益合适的调查方法。
以点带类，以类带面。全息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全息关联的统一整体，它具有部分是整体的缩影规律。蹲点调研将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间紧密关联的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反映着整体的信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要了解世界无需阅遍万物，只需选取其中一“点”便可窥见一斑，关键在于要把这一“点”选取好。个性中有共性的规律，甚至含有更深层次的规律。蹲点调研的“点”若能恰当反映“类”的情况，呈现“面”的微缩，调查者就可以从局部推断整体，从“窗口”测度全局。虽然蹲点调研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客观条件受限的情况下产生的调查方法，但在今天大数据和统计技术非常发达的背景下，依然有其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深入参与，获得真知。“点”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构建的场域。在蹲点调研中，调查者必须“在场”，亲身体验现场活动，才能掌握现场众多表面或潜在的现象和信息。“点”是一个经验和事实的场域，承载着正在发生、需要调查者关注观察的经验和事实。真正体现在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上的就是那些扎根于“点”的发现，它们更具画面感和鲜活感。“点”也是一个复杂关系的场域，在生动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政治过程背后，“点”蕴含着个体、家庭、社区与国家等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待调查者去分析和揭示。“点”也是一个发现问题的场域，只有进入到“点”中去，开展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真问题和优秀问题。“点”也是一个校验理论的场域，“现场出真知”，但凡源自现场的概念、知识和理论，都是经过反复调查、反复校验、再构建和再理论化的过程。
面”。编辑:蹲点调研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点”。选择“点”是基于我们对所要调查的社会现象的初步认识。这种初步认识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点”的代表性。如果初步认识的偏差，往往会导致选择“点”的偏差，从而降低“点”的代表性。可以通过寻找典型来选择“点”。194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谈到“怎样找调查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因此，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已经意识到应该通过分类调查来完善蹲点调研。
毛泽东同志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中再次强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因此，在选择调研“点”时，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点”所代表的“类”的范围和边界。他强调“点”应尽可能代表“类”，通过不同的“点”涵盖更多的“类”，从而带动了解更多的“面”。
意义。编辑:就形式而言，蹲点调研属于典型调查，但就其目的而言，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典型调查。蹲点调研所得到的结论不仅适用于“点”本身，而且也适用于“点”所代表的“类”的总体。这是因为蹲点调研是根据事物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而进行的。社会现象总体所具有的共性，蕴藏在属于这一社会现象的个体之中，因此，对个体“点”进行调查研究是认识“类”的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点”是在一定对象总体范围(类)内具有代表性的单位。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的“点”，在另一范围内可能转变为非典型。因此，离开“类”的边界，“点”意义随之消失。然而，任何个性都包含一定共性，但并非每个个性都具有不变的共性内容。个性与共性相对应，个性中包含的共性内容也随对象范围变化而变化。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蹲点调研旨在从个性中发现共性，因此确定对象总体范围(类)尤为重要。然而，蹲点调研本身并不确定对象总体范围(类)的方法，因此容易混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将“点”结论适用范围扩大或缩小。人们可能会夸大“点”中的共性内容，从而将某一“点”反映的“类”情况扩大为“面”的普遍情况，而未考虑到“点”适用范围仅在“类”内。超过“类”范围，“点”则不再具有典型意义。 希望我的修改能够帮到你。
在问卷调查中，调查者和调查对象之间往往是“独立的”的关系。问卷调查不需要进入现场，而蹲点调研则必须“入场”。蹲点调研主要调查具有完整经验的个案，采用深度访谈和座谈会等方法，强调在主客体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获得对现象的认识。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也是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正如谚语所说，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蹲点调研的“方法群”也被形象地称为“解剖麻雀法”。
“解剖麻雀法”通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定量研究方法不能用于蹲点调研。蹲点调研并不需要像“抽样”的思维，但缺少“抽样”思维会降低蹲点调研的科学性。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他的观念中，已经有了社会分层的意识。虽然蹲点调研不需要严格的抽样，但它需要具有抽样思维。这种抽样思维与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抽样”时样本框是模糊的，样本差异程度不清楚，需要调查者在“蹲点”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对样本及其差异的认识。调查者运用抽样思维是为了在相对集中的“蹲点”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了解“点”的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蹲点调研并非“照相机”或“复印机”，而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通过强烈的“现场感”捕捉并发现问题，通过“访谈+座谈”、参与式观察等形式与调查对象进行密切接触和互动，从而获取对现象的感悟和体验。调查者应长期浸泡在现场，直面问题并亲力亲为，最终获得厚重的生活质感并理解事物的运作逻辑。蹲点调研最大的特色在于在亲自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感悟、体验、理解社会并产生判断和认识，而非仅凭“脚本”、走“指定线路”或听“经验汇报”。
情感融入和价值中立是蹲点调研的重要原则。既要“融进去”又要“跳出来”，关键在于分辨调查者和他人之间的价值情感。具体来说，在进入现场之前，调查者必须对调查对象的背景有所了解，并对其生活环境进行研究。以陌生人的视角分析资料，不轻视数据、过滤信息、预设观点。进入“点”开始实地调查后，应熟悉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投入情感，与调查对象同坐一凳，真切感受其所思所想、所愿所盼。进入撰写报告过程后，调查者应保持高度注意力、忍耐力，与调查对象保持“一臂之距”，理性客观地描述调查对象。若调查者原有价值观念与社会事实产生冲突，或调查发现的社会事实与前人判断结论产生矛盾，调查者不能对信息进行过滤和想当然的价值祛除，而应基于调查事实真相给出扎实可靠的研究结论。
问题源自现场，渗透在现象中，活跃在情境中。问题不会自动呈现在调查者面前，需要用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耐心发现问题。也需要具备识别和提炼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调查者的“群众体感”。
“群众体感”是对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的把握和领悟能力，它体现在倾听群众诉求、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及清楚问题本质、全面精准摸清群众真实意愿上。它也是一种准确判断事物发展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无序中看到有序、从芜杂信息中抓住关键信息进行提炼概括的能力。“群众体感”往往表现为一种直觉，具备“群众体感”的调查者能够基于现场的直接观察和切身感受，把表象与真相、现象与本质直接联系起来，把思维认识直接引向正确方向，通过直觉直接找准问题。
“群众体感”是社会事实在调查者心中的印记。拥有“群众体感”的调查者在现场总是思考着问题，而经常思考问题的人会在理解力上产生“通透感”——“透”意味着不只谈论现象，而要谈论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一个有“群众体感”的调查者那里，田野无处不在，人人都有故事，他可以迅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并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而没有“群众体感”的调查者则要么对现象进行片面理解，要么陷入现象之中而理不出头绪，无法发现真正问题。
培养“群众体感”务求实效。“群众体感”是一种独特的感知能力，它不依赖理论学习和文件阅读，而是通过在群众生活中的“浸泡”获得。因此，“群众体感”是一种实践知识、直接知识或经验。它要求调查者“在场”，与现场人物和事件互动，在当地理解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和调查对象之间、资料收集和分析之间都在现场互动。“群众体感”要求调查者亲身“身入”，用心沟通，理解和体会，没有捷径可走。“群众体感”是调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群众体感”逐渐养成的过程。具备了“群众体感”，调查者就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慧眼”，并能“寻声赴感”。
基于“点”所形成的经验，是从个案材料中直接得出的认识，是对现象经验的结构化阐释，可称之为“经验性认知”，也即“朴素经验主义”。经验性认知是对现象的抽象认识，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它超越于调研材料，具有相对结构化的体系。经验性认知位于“材料”和“理论”的连接处，是对问题的抽象和规律的下沉。正因为经验性认知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因此其呈现出的实证性与科学性较强。经验性认知包含理论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但却独立于理论而存在，它不构成一套自洽的解释体系，只是基于对个案的深刻分析。 这段文字已经很好了。我没有改变其原意和格式。您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经验性认知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不是对现象的白描或记录，而是通过一定的结构化和逻辑性揭示现象发生机理。其次，它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其他现象，只对当前的“点”有效，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普适的理论框架。最后，它内蕴着某种规律，旨在形成规律性认知并用于解释更普遍的情况。总之，理论不能直接降维成经验从而导致现象消解，也不能直接将经验升维成规律从而导致理论特殊化和超验化。经验性认知介于个体和总体之间，用于沟通两者的互动与转化。
经验性认知建立在“点”的个案基础上，因此它不试图建立全面的解释框架，而是通过自身的解释来更深入地理解现象。从问题到经验性认知要完成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将“点”的内在逻辑抽离出来并进一步结构化;二是找到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使“点”的经验具有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冲刺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性认知是具有“中观”特色的认识论研究，它回答的是“如何对特定现象作出特定解释”，是介于形而下的现象和形而上的规律之间必不可少的阶段性内容。
从发现问题到形成经验性认知，需要运用归纳思维进行分析。归纳思维包括三个过程：首先，对现象进行“直接解释”，即利用已有经验来解释当前个案;其次，在已有认知的关照下，将“直接解释”结构化，即合并同类项，找到不同个案中公约数的部分;最后，将这个结构化的认识置于其他现象当中探求该解释的有效性，并作出相应修正，从而提出更准确的解释机制。三个步骤不断反复，最终打磨出一个相对理想的、能够解释个案现象的经验性认知。
蹲点的“点”具有特殊性，对“点”中特殊问题域的特殊阐释也是个性化的。但这种个性化阐释具有逻辑性和结构性，能够进一步规律化和理论化。对调查中形成的经验性认知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哪些判断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哪些具有进一步升维成规律的价值。调查者希望从特殊走向普遍，从结构走向系统。也就是说，要从特殊现象中发现普遍规律，即所谓的规律性。一旦找到规律性，调查者就完成了研究任务。
经验性认知是对个案特殊性的提炼，它基于“点”的情况提炼出合理的解释框架来解读“点”的经验。然而，调查研究并不仅仅止于此。它还要穿透“点”，获得更广泛的经验。那么，哪些经验是针对这个“点”有效的呢？哪些可以扩展到“类”甚至“面”，让更多的“点”借鉴呢？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对“点”的经验把握，上升到规律层面，生成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规律性认知。这个认知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点’的扩展性”。
调查研究中最具魅力之处在于调查者能够将从个案中总结出的经验性认知上升到规律性认知。这需要理论工具的帮助，因为规律是一种普遍化和结构化的解释框架。在面对具体问题域时，规律会完成一个由特殊化向普遍化的转变，即将基于“点”的经验性认知经由一定的理论工具上升到规律性认知的层面。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具体化了，而经验也被理论化了。这需要调查者熟练掌握理论知识，才能对经验性认知进行得心应手的解读。
其次，还需要“社会学想象力”的加持。社会学想象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1959年的著作《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出。它指的是一个现象不会孤立存在，人的想象力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新现象或新联系。最著名的事例是物理学家牛顿基于偶然掉落的苹果而联想到万有引力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是由特殊个案经验性认知推断出背后深藏的规律性认知。规律性认知就是要找寻现象相关性的联系以及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由此及彼”的社会学想象力需要调查者在自我感受上具有“打通”的体验，将看似无联系的现象相互贯通，形成一种曼妙无比的通体彻悟之感。具备社会学想象力的调查者能够“绕”到现象背后去，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因此，只有走入人民群众之中，才能真正想、会想、想得合情合理。现场蕴含着想象，调查研究并非简单地了解情况，也不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而是借助想象力去联结现象与现象，进而推动理论与实践对话。
最后，“点”的经验性认知需要借助理论工具的抽象，通过社会学想象力和调查者已有的经验来实现。这样，“点”上的发现就超越了单一性和偶然性，平衡了特殊性和普遍性，解决了扩展性和有效性。“点”的意义逐渐被发现并放大，这就是从“经验”上升到“规律”的过程，也是从朴素经验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
目前，我国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任务、阶段、要求和环境。与基层和群众接触越近，就越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蹲点调研，我们立足于中国实际，在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推进蹲点调研，继承并发扬我们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以高质量的调研成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