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纪检”大家谈（第8期）

数智纪检——大家谈

大家谈论。

八、第8期

戴成仓，市纪委市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市纪委市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对公安系统进行监督。

通过搭建“源融亲”大数据监督平台，我们能够有效监督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环节中涉及的违纪违法问题。首先，我们能够精准定位风险。通过对近十年来全市公安民警违纪违法案件和信访举报件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65%的违纪违法案件和67%的信访举报件都与执法办案有关。因此，抓住执法办案环节就等于抓住了公安队伍监督的重点。其次，我们能够全面归集数据。我们积极对接省公安厅和相关部门，定向归集“执法办案二期”、接处警、公安信访、旅馆业等数据，以夯实监督数据基础。最后，我们能够科学构建模型。我们从有案不立、刑拘超期限、违规取保候审等八个方面入手，充分论证并制定数据碰撞规则来构建模型，以精准预警相关问题。

杨洁。

乐清市纪委市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负责处理纪检监察相关事务。

红色预警处置的质效是检验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是否精准的“金标准”。红色预警信息能够拓展问题线索来源，但同时也存在问题线索转化率较低、偏业务性等问题。因此，我们应根据核查情况分类处置红色预警。对于查实的红色预警，我们应聚焦纪检监察主责主业，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进行处理，并提炼成效形成典型案例。同时，我们应将有效经验反馈大数据监督，推动监督模型迭代升级，做好“警示”的文章。对于查否的红色预警，我们应克服纪检监察工作的思维定势，分析红色预警产生的其他原因。例如，如果是因为数据填报、修改等数据质量问题产生红色预警，我们应督促指导职能部门做好整改，防止同类预警复发。这样，我们就能做好“预防”的谋划。

欧阳赛博，瑞安市纪委市监委办公室副主任。

瑞安市纪委市监委办公室。

为了稳步推进数字化改革，我们将不断探索“数智赋能”，以实现监督制度的变革重塑、监督方式的迭代升级和监督质效的持续提升。我们将做到“数实融合”。 首先，我们要搭建好“组织框架”。我们要牢牢牵住问题“牛鼻子”，以工作专班作为工作载体，配齐配强工作队伍。 其次，我们要做实“规定动作”。我们要实时关注最新政策和考核标准的变化，结合温州的实际情况，制定2023年的工作要点。同时，我们要继续抓好“3+1”试点领域的监督场景建设任务，努力争创更多的最系列场景和模型。 最后，我们要创新“自选动作”。我们将以项目化思路、指标化考核、数据化衡量来落实“3510”计划，努力打造更多的温州经验和温州素材。同时，我们将完善市级“数据分仓”和“技战工场”，推动监督场景建设向工程项目、财政资金、执法司法等领域拓展。

黄大可，男，汉族，1963年1月生，浙江温州人，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永嘉县纪委县监委驻发改局纪检监察组，负责监督发改局。

将建模工作纳入“金字塔模型”的理解，并从整体上进行有效把握，以构建易于入手、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型。一方面，要善于从整体上发现关键点。将建模想象成金字塔，从俯视图来看，建模思维中的“陈述问题”占据了最中心的位置。因此，纪检监察干部在进行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建模时，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工作优势，从分析行权流程、研判主体资质、剖析违纪和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等方面清楚地陈述问题。另一方面，要善于夯实基础。从金字塔模型的主视图来看，在建模工作中，“关键数据分析碰撞”和“数据归集”占据了最基础的位置。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建模以海量数据为依托，从纷繁复杂的矛盾点中找寻预警逻辑，有效提升红色预警的质量和效率，并减少基层核查的人力物力损耗。

李佳

平阳县麻步镇纪检监察室，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正在成为纪检监察日常工作的“标配”。

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正在成为纪检监察日常工作的“标配”。它让人们深刻感受到数字化手段与纪检监察工作深度融合带来的监督变革，特别是模型监督。这种监督方式具有改革创新性，它在传统监督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模型构建进行数据碰撞产生红色预警，从而实现由人工查找问题线索向模型碰撞查找问题线索的转变，大大提高了监督质效。此外，模型监督还表现出明显增强的监督效果。它以模型为基础，有效提高监督的精准性;以大数据为本，有效提高监督的全面性;以计算机运算为引，有效提高监督的高效性。最后，模型监督对监督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升。除了数据之外，模型监督最为重要的就是数据碰撞的规则。在新的形势下，纪检监察干部不仅需要具备建模能力，还需要运用模型能力。同时，对于模型碰撞产生的大量数据，他们还需具备快速甄别、分析、研判和运用的能力。

胡超豪，温州市交运集团纪检监察室。

温州市交运集团纪检监察室

数据、模型和处置是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监督的数字化、模型化和闭环化是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关键。其中，数据是基础，模型是核心，而处置则是关键。 首先，我们要扩大数字化。深入推进职能部门的权力数字化，实施统一的数字化标准，并丰富监督数据资源。这样，我们就能通过权力数字化实现行权留痕化、异常预警化和监督集成化，从而提高监督质效。 其次，我们要精细化模型。我们要立足于实战实效，准确把握数据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找到最优的碰撞规则来建立高阶模型。通过模型进行数据碰撞，我们可以产生较为精准的红色预警，帮助纪检监察干部更加准确、快速地定位到潜在的问题。 最后，我们要实现闭环化。我们要对产生的红色预警进行分析，如果红色预警无效，就要对模型进行重新优化;如果红色预警有效，就要对红色预警进行动态清零。对于查实的红色预警，我们要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理，并做好宣传推介等后半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