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新知答主
一、隔空推荐后学。
我与孙先生的正式交集第一次是在2005年5月12日，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召开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综合研究》可行性研究会上。会议由国家文物局罗静处长主持，科技史和文物界的大腕们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也包括孙先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强调任何项目都要先设定问题和目标，再进行研究，解决问题。这就是问题导向，这是做学问的最基本方法。
但我在影集中查到最早与孙先生的合影是在2005年8月12日，那时我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这是一张在北京召开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照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称号，因为我的前辈陈娟娟先生曾经是该委员会唯一的织绣鉴定委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但在2005年时已经15年没有增补委员了，在世的委员也越来越少，因此新委员的增补非常迫切。
国家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当天会议由童明康副局长主持，单霁翔局长发表讲话，董葆华副局长出席。会上任命傅熹年先生为主任委员，史树青、耿宝昌、孙机先生为副主任委员。我荣幸地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的一员，并被分配到杂项组。组内还有王世襄等老委员，以及杨泓、张淑贤、夏更起、胡德生等新委员。
童明康副局长在会后告诉我，我当时是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从事科技鉴定的委员，但也是争议最大的。为什么会有争议呢？我并不清楚。后来，我的老朋友扬之水告诉我，当时站出来推荐我的是孙先生。孙先生用近15分钟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了我的工作，并解释了大家的疑惑。至于具体内容，我并不清楚，后来也没有再问。现在，童明康局长和孙机先生两位同时去世，令人痛惜。虽然我和孙先生之前并不很熟，但他能如此隔空提携后学，令我感动，也更敬佩他对学术动态的了解。
孙机先生与赵丰合影，拍摄于2005年8月12日。
二、东瀛鉴国宝：
由于我参加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因此有更多机会与孙先生接近。在2011年1月16日，国家文物局安排我们一行人随孙先生赴日本鉴定文物。夏更起、陈克伦、吴旻等人都参与了此次鉴定活动，我们主要鉴定的是一些古代漆器和宋代缂丝。孙先生和夏先生对宋、明、清历代漆器有很深入的了解，而我则主要负责观察纹样。
17日下午，我们一起参观了横田好古家两件精美的宋代缂丝作品。这两件作品都采用了典型的宋代花鸟纹样，其中一件被称为缂丝紫鸾鹊，以紫色纬线织出底色，画面上布满了牡丹花纹，花间还有三只完整的鸾鹊飞舞。这是中国古代书画中最为珍贵的包首材料，在《齐东野语》和《南村辍耕录》等书中都有记载。孙先生对这两件缂丝作品也非常赞赏，对它们的真实性、艺术性和科技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孙先生是一部行走中的中国文物百科全书，他总能为我们讲解身边的文物。我珍藏着一段孙先生谈论宋代点茶的视频，它记录了我们最后一次在日本用餐前用茶的情景。孙先生顺便谈到了点茶和斗茶，并从喝茶的习俗过程出发，解释了茶具、茶碗等器型的形成原因。这其实就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历史上的文物造型之所以好看且好用，是因为它们都结合了这两方面因素。我相信，历史上的文物造型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好看之外，还因为它们都符合实际的功能需求。
孙机、夏更起、陈克伦、赵丰、吴旻和孙峰在日本平和公园合影，拍摄于2011年1月18日。
三、关于宋明时期的丝绸论述。
2016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完成了改扩建工程，馆内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因此，我非常希望邀请孙先生来杭州做客，特别希望能为常来我馆参观的广大服饰爱好者讲授中国服饰史。
在2018年，随着汉服热的升温，我们决定在国丝馆举办一场名为“国丝汉服节”的活动。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利用馆藏文物和学术资源，为传统服饰文化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鉴赏和提升的平台。我们提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4月21-22日，我们举办了第一届国丝汉服节，孙先生应邀来到杭州，为我们作了一场题为“宋代服饰变化的历史原因”的专题讲座。2019年4月27-28日，第二届国丝汉服节的主题是“明之华章”。我们再次邀请了孙先生和老友扬之水两位同来。孙先生为我们作了一场题为“明代在服装史上的继承和创新”的讲座。他的两场讲座都座无虚席，听众们还仔细解答了许多疑问。 其实，我曾多次听过孙先生的讲座。他经常会从常识的角度出发，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并用大量的史料和文物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讲座结束后，他还观看了与汉服节配套进行的文物鉴赏等环节。他还为我们留下了观看《梅里云裳》明代服饰展览后的墨宝，题写了“博物工坊”和2020国丝汉服节“宋之雅韵”的活动名称。
孙先生身体状况良好，即使在80多岁时仍然骑自行车上班。然而，在2019年他来杭州时已经90岁高龄。我们为他举办了“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海大学校长段勇见了后称赞我胆子太大，因此我不敢再邀请孙先生高龄南下。
孙机、扬之水和赵丰在2019年4月27日合影留念。
四、国博商的复原工作。
孙先生平时工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沈从文先生起，国博已成为中国服饰史研究的圣地，而孙先生更是将此领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通常拜访孙先生都是在国博，最早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期。我需要穿过历博的屋顶才能到达孙先生的办公室。他出来接我时，曾开玩笑说这是像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艰难。
自2018年起，孙先生在春法馆长的大力支持下，担任国博终身研究员及国博研究院的名誉院长。他创立了舆服研究所，并开始筹划中国古代服饰史展览。服饰为缘，我也和孙先生有过几次商量。孙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比较散乱，而展览需要依靠文物。但绘画文物多为平面，真正的服饰文物铺在那里也是平面，不好穿起来展示。因此，他想做一批复制实物，每个时代各选一到两件代表性款式。当时，他一方面与北京服装学院合作，另一方面也找了我和我所在的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
2019年初，孙先生得知我要来北服开会，便特意邀请我见面聊聊。1月7日，我和包铭新兄一起去拜访了孙先生。他带我们看了打击盗掘的展览和《汉世雄风》，并签名送了我们新版的《中国古舆服论丛》。随后，我们讨论了复制服饰的想法。我一直觉得依靠图像进行服饰复原不够真实，比较倾向于制作一组以出土服饰为依据、从面料开始进行原工艺复制的实物。后来我和王淑娟一起在4月提交了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复制方案，计划复制历代服饰15件套。但由于实物面料的复制涉及原工艺研究，时间较长且成本较高，最终孙先生没有选中我提供的方案。但在与孙先生的多次交流中，我仍然学到了很多他的研究方法和策展思路。
近年来，国博每年都举办古代服饰论坛，成为一个品牌。孙先生总是邀请我的学生蒋玉秋转达邀请我参加。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间，尽管人们见面不易，但当年的论坛仍然在10月8日召开了，我也在会上见到了杨泓先生。我分享了关于马山楚墓龙凤虎纹绣单衣复原方案的演讲，这也是对国博自沈从文先生以来对服装史研究的致敬。
孙机、杨泓、葛承雍、丁鹏勃和赵丰在2020年10月8日合影留念。
2021年初，孙先生策划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在国博盛大开幕，我于4月6日前往参观。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并未计划拜访孙先生，但当天恰逢他为新进人员讲授《对馆藏古代文物的认识和研究》一课，我便借此机会与孙先生再次见面。我们以服饰为媒介，结下过多次缘分，向他学习，但新冠疫情却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与孙先生的见面。然而，孙先生的身影和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激励着我不断前行。他的勤奋、博学、严密、独立的方法和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他留下的服饰之缘也永远不会消失。
赵丰于2023年6月18日在杭州冻绿斋写下了这段话。
赵丰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名誉馆长、国际博物馆协会执委和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本文最初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上。
